公元前499年，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大司寇，主管鲁国司法。据记载，孔子当即“有喜色”。有门人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说：“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欣慰，是因为终于有了机会去提升百姓道德，以此匡扶社稷。
当时鲁国有个大夫叫少正卯，与孔子同等官级，亦擅长讲学。少正卯举办讲座，颇有人气，孔门弟子经常被大批吸引去，以至孔子课堂“三盈三虚”，只有孔子认为最有仁德的颜渊定力较深，从未去过。
孔子被任命大司寇仅七天，即公开诛杀少正卯。弟子得知消息，皆去围观，嘴里虽然不说，心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性情直率的子贡（端木赐）后到，问出了大家的疑惑：“少正卯是鲁国显达之人，您为政刚开始就杀他，是否欠妥？”
孔子回答说：“赐啊，我告诉你原因。大恶之人有五种，大大小小的盗贼都不在其列。第一是：心达而险；第二是：行辟而坚；第三是：言伪而辩；第四是：记丑而博；第五是：顺非而泽——五者居其一，就应该被处死，而少正卯五者兼具。所以他到哪都能聚徒成群；散布邪说却能蛊惑人心；排斥正的、以邪为正，却能自圆其说。这是小人中的桀雄，不可不诛。所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这七人，虽处不同时代，心术险恶如一，不可不诛。《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品行不端的人成了气候，最令人担忧。”
孔子参与治国仅三个月，鲁国百姓安居，路不拾遗，民无争讼。
关于此案的记载，最早见于《尹文子》和《荀子》。南宋朱熹首先对此案真实性提出质疑，此后历代考证者，多有附和朱熹之说。朱熹的原话是：
“某尝疑少正卯无此事，出于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若果有之，则左氏记载当时人物甚详，何故有一人如许劳攘，而略不及之？史传间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朱子语录》卷九十三）
“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舜典象刑说》）
圣人无杀心。儒家主张“杀一无辜虽得天下而不为”。《论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顺此推断，孔子用政，绝不嗜杀，更不会因言治罪，成为“文字狱”的开先河者。
朱熹及后人的质疑站得住脚吗？
耶稣门徒在耶稣遇难前后的表现，是后人坚信耶稣死而复活是历史事实的最重要证据之一：耶稣遇难之前，门徒都躲得远远的，尽量和耶稣保持距离；而耶稣遇难之后，门徒却转而积极弘道，坚定信仰，直至殉道。很多牧师认为，众门徒转变如此之大，一定有个不可思议的诱因，这个诱因，就是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死后复活、在多处显神迹，自此坚信耶稣的确是个神。
从孔子在世到南宋朱熹首发对此案的质疑，大约有一千四百年。在此期间，百家之中，未曾有一人质疑此案真伪。假如《尹文子》和《荀子》中关于此案的记载系伪文，是他人假托（或者像有人推断，就是李斯、韩非为宣扬法家而作伪文），则在同代的儒生中以及后世一千四百多年间，关于此案的真伪之辩应当此起彼伏，在秦汉之时恐怕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哪里用得着等到南宋。尤其两汉时，此案流传广布，包括《史记》在内的典籍多有引用，却无一质疑。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儒家用世的时代，哪能听任“陋儒”、法家之流“捏造”孔子杀人的典故。
在质疑者中，有两种声音，却是互相矛盾的。一种以朱熹的“欲尊孔子之道而作为”为代表，认为此伪案是孔子生平的“添彩”之笔；另一种说法认为，既然专事贬斥孔门的《墨子》书中没有记载此案，则系伪案无疑。这显然认为此案是用以抹黑孔子的。这两种不协调的声音无疑更削弱了质疑的力度。
质疑声中，还有一个观点：以一个大夫诛杀另一个大夫是不可能的。历史记载：“孔子为鲁司寇，语鲁定公曰：勇而有谋，此乱天下也。君可杀之。定公诛少正卯也”（《刘子新论》北齐.刘昼）。孔子促鲁定公杀少正卯，必须用国君能听的懂的语言，但未必是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内心真实想法。
至于朱熹认为当时其它书籍中鲜有记载，故而此案可信度不高。少正卯既然能迷惑孔子门徒，且孔子行非常手段之时，门徒更加不解，这说明当时能理解孔子做法的人太少。即使同代之人，对此案褒贬很难把握分寸，为尊者讳，少说为好。
历代记载中，后人对孔子这一非常之举最能读懂的，大概当属东晋光禄大夫颜含。据《晋书》
列传第五十八记载，时人谈论少正卯、盗跖哪个罪孽更重。有人说：“少正卯虽恶，不至于像盗跖那样杀人、吃人肉，当然盗跖更恶。”颜含说：“做恶做在明处，人人都知道他该死；隐藏很深的奸邪，只有圣人能察觉并除恶务尽。由此言之，少正卯更恶。”听闻这番话，“众咸服焉”。
中华文化，从宋朝开始走下坡路，也正是从宋朝开始，文网一代比一代严密。朱熹晚年曾被冠以“少正卯”之名弹劾，从此抑郁而终。朱熹强力质疑孔子诛杀少正卯案真伪，大概他其现实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吧。
笔者认为，孔子诛杀少正卯，绝非出于一般意义社会治理的考虑，不是出于对少正卯现实危害性的预防，更不是现在人猜测的孔子出于妒忌和报复。孔子出手迅疾，诛杀少正卯，一定出于某种“远虑”，这个远虑就是：担心少正卯散布歪理邪说败坏世人道德。这种败坏，虽然不是现实的危险，但会构成隐患，祸及将来。当时盛行游说，少正卯的邪说又颇具迷惑性，假以时日，一旦散布开来，不仅是鲁国的祸害，也是天下人的灾难。
少正卯比之强盗，还应有另一番计较。
我们看《水浒传》知道，强盗的最高境界是“扶正”，要么自己当皇上，要么被朝廷招安。也就是说，强盗对自己的职业也有耻辱感，不会指望自己的子子孙孙都做强盗。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盗一般不会继续造就强盗，强盗一般也不会造就出个少正卯，专业不对口。
但少正卯却大不相同：通过散布歪理邪说，一个少正卯可以造就千千万万个强盗、造就千千万万个少正卯，且不会有耻辱感。
历史走到今天，此案的真假已经不是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这段记载给当今人类留下怎样的思考。
结合《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们回头看看共产思潮在人类的蔓延过程，可能更容易理解至圣先师果断出手诛杀少正卯良苦用心。
信仰邪教的马克思在世时还没有掌握任何暴力工具，只能用笔散布歪理邪说。如果说他是一个少正卯的话，马克思死后，被歪理邪说蛊惑并掌握暴力工具的共产党党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已然成为少正卯加盗跖式的邪教教主。有什么样的当政者，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当今中国道德沦丧、欲壑纵横已然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程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仅以毛泽东为例，读过他的有“霸气”的诗词（实际是邪气）、他的“雄文”几卷，对照海外揭露他本来面目的几本书，我们会发现，孔子用以描述少正卯的五个特点，毛兼而有之。有好事者可逐一对照揣摩：
一、心达而险——野心勃勃，用意险恶
二、行辟而坚——行为邪僻，乐此不疲
三、言伪而辩——鬼话连篇，气壮山河
四、记丑而博——专汲糟粕，发扬光大
五、顺非而泽——取悦人欲，放大执著
在此仅分析第五条“顺非而泽”。有人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广告商，其最有代表性的广告语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他煽动农民消灭了农村的有产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承载的文化和道德。毛发起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顺非而泽”的成功利用。
姓名中同样有个“泽”字的邪教教主江泽民，其信条是“闷声发大财”，其在纵容党官、世人迷乱于物欲、情欲、淫欲中，以及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中，更是把“顺非而泽”推演到极致。
二十世纪初，感觉报国无门的知识界，把一腔怨气撒向几千年所谓封建专制。顺着“打倒孔家店”的暴戾之气。毛泽东因风吹火，在二十几岁时即写下批判孔子的文章，从此不可收拾。毛一生骂的最多的古人就是孔子，到了晚年，更是煽动全国人民陷入批孔的癫狂状态。毛对孔子发自内心莫可名状的仇恨，可能原因众多，但在这众多原因中，一定有一个是最能戳了毛痛处的。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