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3月22日讯】【热点互动】北京新“经济内阁”能否应对中国经济困局？：中共两会落幕，人事安排是关注焦点。其中习近平新的“经济内阁”，特别是成为副总理的刘鹤，以及新任命的央行行长易纲，引发颇多关注。另一方面，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被广泛认为将成为外交方面的领军人物。正值中美贸易日趋紧张，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商品征收600亿美元关税。
王岐山连同新的经济团队是否能救得了中美贸易的“火”？能否缓解中国经济面临的重重危机？
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直播节目。中共两会落幕，人事安排是外界关注焦点，其中习近平新经济内阁的两名关键人物，副总理刘鹤以及新成为央行行长的易纲颇受外界关注。而另一方面，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被外界广泛认为是外交方面的领军人物。
正值中美贸易关系争端紧张，川普政府计划对中国商品征收300亿至600亿美元的关税。王岐山和新的经济团队是否能救得了中美贸易的火，而这个团队是否又能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困局呢？今晚，我们请两位嘉宾就这方面的问题深度解读。两位都在线，一位是通过Skype和我们连线的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教授，还有一位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二位好。
谢田、程晓农：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节目开始，请先看一段有关中美贸易的背景短片。
3月18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前表示，北京政府不仅没有进一步开放市场，还呈现倒退迹象，川普政府对此感到失望，已终止为期10年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不过，马尔帕斯稍后又更正说，“正式终止”美中经济对话是口误。他表示财长努钦将继续与中共高级官员进行私下会谈，推动中共发展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
《华尔街日报》19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2月初在一次非正式家庭聚会上接待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还让王岐山和刘鹤分别与他进行会晤，这意味着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顾虑加深。
3月8日，川普批准对输美钢铝课征25％和10％关税；15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川普很快会针对中共“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采惩罚性措施。
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川普打算对最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主要针对科技业和电信行业，但不限于此，最终可能达到100项产品，以便把长期存在的美中贸易赤字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
16日，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立即引发中共外交部的强烈反应。
报导说，近几周来，白宫几乎每天都让中共政府头痛不已，一名中共官员说，大家要被川普折磨死了。
主持人：观众朋友，欢迎您就这个题目在节目中间跟我们互动，您可以通过手机短讯或者通过YouTube的直播、或者通过电话和我们互动。
第一个问题想先请问程晓农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中美贸易确实出现种种紧张趋势，在这时候，外界更关心习近平新的经济内阁人选，因为刘鹤、易纲的留学背景和专业方面的经历颇受外界关注。您之前和这俩人都有过交集或交往，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俩人的了解，您认为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他们会被委以重任呢？
程晓农：他们两个在现在这个时候被委以重任也是因为他们年龄的关系，在中共比较高层的经济官员当中，这两个人的年龄刚好还不到退休年龄，以他们的资历和履历现在被放到这个位置上。当然，相比之下，刘鹤更受习近平个人的重视，因为习近平和刘鹤之间有一些私交。
易纲和刘鹤的情况还不一样，刘鹤只在美国做过短暂的访问学者、念过短期学位，不是正规的学术训练，只是进修班性质，从知识面来讲，他只是在外面镀一镀金而已；易纲是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也在美国大学里教过书。
这两个人我以前都见过，刘鹤我还认识，他和我是研究生的同学，人民大学的。1980年代，我在国内工作时也和他在一起，当时他在国家计委工作，我们一起在国家计委开会有好几次。那时候的刘鹤，1980年代后期，他当时比较沉默，在国家计委机关里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自己也是不活跃，那时候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独到的看法或见解。当然，从那以后到现在这30年来，刘鹤在原来的国家计委（后来的发改委）系统内逐步上升，他的路走得比较稳健，有点属于技术官僚性质。
易纲也是技术官僚性质，早在1990年我就见过他，那时候他正在讨论如何尽快回到中国去，听起来当时他去中国不是想教书，而是想去当官；走仕途这条路一直是他的目标。现在看来他也算是一个意外！
中共本来不信任在海外留学的官员，因为留学多了反而有负面影响。易纲回国以后，一开始也只是在金融机构里担任副职，也担任过虚职，比如货币政策委员之类，然后逐渐靠他技术官僚的稳健、低调，慢慢取得了信任，周小川退休以后，现在他来接替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
现在易纲的功能要比周小川的功能轻松一点；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现在央行的很多经济政策受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原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现在升格为委员会）的规范，委员会制定更多的政策，央行就变成政策执行者，它独立承担的风险也低一些。
另外一点，现在易纲所面临的局面已经和以前不同，过去央行大手笔地松动银根，这样的做法很多；当然它也会收紧银根，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现在易纲的空间很小，他只能紧银根，不能够大幅度放松；一放松，中国的金融泡沫就可能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空间小，操作责任轻，所以央行行长比以前好当了！
主持人：很快问一句，您认为这两个人有什么特质使他们被委以重任，仅仅是您刚才说的稳健和低调，还是因为某种机缘被习近平所信任？
程晓农：易纲可能和习近平未见得有很多的交往，所以也说不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被信任的理由。刘鹤显然是有这方面因素，他和习近平过去有旧交，他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方面的顾问，而且也是习近平比较信任的人，可能在习近平面前比较敢讲真话。习近平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整个经济官僚系统很多人都不敢讲真话，也不愿意讲真话，再加上里面有太多的利益纠结，部门里、个人里都在纠结，很多官员是在糊弄。刘鹤一直是处于一种政策咨询的状态，他不掌握实权也就没有那么多利益纠葛，所以可能他会比较坦率地告诉习近平一些从官样文章里头听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两个人主要还是靠他们技术官僚的基本特质；我不觉得他们个人有什么重大业绩让他们个人的能力有充分的展现。
主持人：同样请问谢田教授，外界有媒体称，这俩人是属于学者型官员；有评论认为，这至少是用人的进步。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您认为这两个人的任命是不是用人上的进步？另外在您看来，这两个人的背景和他们的学术、经历是否有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注入更多自由市场的因素？
谢田：就这两个人，我想易纲应该是学者型的官员。刘鹤，刚才程晓农博士也提到，他基本上还是原来中共经济体系内的官员。他在美国哈佛接受的训练是关于公共政策、行政管理方面，并不是真正经济学的培训。不管怎么说，他也当过老师，他以前接受的教育、在中国大陆的教育都是产业经济，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训练，也不是真正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但不管怎么说，两个人确实有一些学术背景。
至于是不是用人上的进步我现在还看不出来。我倒觉得相比之下，在台湾我们经常看到学者型的官员或者官员后来变成学者，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比较多。在中国大陆，我们如果看一看中共过去几十年来的官员出身历史，基本上还很少见，几乎没有学者型的，现在至少是突破，突破的原因刚才程博士也提到了。我认为是由于实际上的技术需要，因为这两个人都属于技术性的官僚，易纲当年就在中国人民银行（央行）一直从各种各样的角色慢慢做上来。
现在中国政府，中共急需把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和角色进行转换，从原来只是发放货币或通过行政命令去管辖，现在向美国学习，慢慢想把中国的央行、人民银行变成像美国美联储的机构。
美联储对经济、金融界的干预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公开市场的调节，比如公开市场债券和利率。显然中国希望学习，也在尽量尝试这样用。进行公开市场运作、金融体系运作就需要一些技术官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易纲和刘鹤他们两个人可能担当重要的角色。
主持人：易纲，就像刚才您二位讲的，他在美国的一些学校就职过；刘鹤也在哈佛留过学，外界认为他们可能更了解市场的价值。您觉得他们会为中国的经济注入更多市场因素吗？
谢田：我倒也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中共一直对这些在欧美、西方留学的人持有怀疑态度，它会小心利用这些技术官僚，藉由这些人能理解西方的运作，他们知道怎么跟西方政府打交道、怎么跟西方的金融公司、金融企业打交道，换句话说，基本上还是以夷治夷的思路。所以，也是利用他们在技术上的培训，而不是真正用作更高的经济层面；宏观经济层面的决策恐怕还不是他们来做。
主持人：介绍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刻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核心人物，由于现在中美贸易的争端，使中美关系确实日趋紧张。我想我们来看看中美关系的情况。之前，媒体有报导，习近平曾经带王岐山和刘鹤见过美国驻华大使，了解美国的底线，我们看到最近美方的贸易反制措施确实是频频出手。
我想先请问程晓农先生，在您看来，是不是王岐山和刘鹤会成为下一步解决或缓解中美争端的两位关键人物？
程晓农：我想中国当局是希望这样，但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是不是能够缓解中美两国关系，不是靠一两个人去游说就能改变的。王岐山可能认识美国财经界一些人物，脑子比较灵活，也许他出面去交涉比较容易说话，但也仅此而已。美国现在关注的问题是两国经济关系中长期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是长年以赚美国钱为主，美国希望改变局面。
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谢田教授是专家，我只简单讲一点我的看法。我们知道，有一些小国像东亚四小龙，以前也长期处于对美国贸易有很大的顺差，出口多于进口，但因为是小国，所以对美国影响不是很大，美国也不是很在意。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劳动力占全世界1/6，如果中国长期走靠占领外国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的这么一条路子，而同时对本国市场实行高度保护，要求美国不要有关税，但自己对外国产品大量增高关税。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是用关税和政府干预等一系列手段在保护国内市场，不让外国商品在中国有更大的空间，同时通过强迫外资把技术、专利等无偿转让给中国，以此来获取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这一切方法对美国实际上都构成长期威胁。
如果美国作为大国，长期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就在不断削弱美国的经济状况，给美国带来一系列问题，而这种贸易的政策和方针，应该讲并不是国际社会都能够默认或者许可。我想谢田教授可以更清楚地解释。
主持人：谢田教授，也请您接着来谈一谈，特别是刚才程晓农先生提到两点，一是在中国市场能不能开放公平竞争；一是对知识产权的盗窃。我们看到这一次李克强在星期二（3/20）的记者会上专门提到，他说，中国可以让中外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公平竞争；另外他说，美国可以出口高科技技术给中国，这样可以拉平贸易逆差。您怎么看这两方面的情况，您觉得可实现性有多大？
谢田：这两项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也是空谈，不太可能实现！刚才晓农也提到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每年可以从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净赚3,500亿美元；美国每年的产品、货品上的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中国占70％；这么大的顺差来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更关键的刚才程博士也提到，中共不光是在贸易顺差上占美国的便宜，在关键的技术上，它用市场换技术，用这个方式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很多美国公司也这样做了。
中共还同时在盗窃技术，疯狂地全面盗取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和知识产权，目的还不光是仅仅学会了盗取来的技术以后，满足自己在国内市场的需求；它马上造出产品以后，就在国际市场上跟欧美国家来竞争，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造成美国整个制造业普遍下滑、普遍萎缩。
川普这一次竞选口号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让美国再度强大，要重新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他的团队已经非常明确看到美国因为中共的做法，现在面临制造业萎缩的局势，确实对国家安全来说是非常严肃、非常危机的。要纠正这个错误、纠正这个问题的话，他一定要从根本上开始，从贸易上开始。所以他现在会提出新的对话和贸易举措。
您刚才提到这两个人能不能起到作用。像王岐山以前被称“经济沙皇”，他也跟美国官员有一些交往，但是至少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之内，我们没看到他真正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放出风声说，为了应对美国川普的这些举措，中国会做到比方开放市场、增加进口等。
但是美国人好像似乎不买账，后来刘鹤和杨洁篪也在川普推出这个政策之前，一个月之内密集访美，试图扭转局势，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川普政府反对贸易不平衡这层关系的举措还是如期出台，并且确实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一个接一个，让中共现在眼花撩乱。
这两个新的经济团队也都跟美国人交过手，基本上可以说是铩羽而归、无功而返，下面他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主持人：我说的那两点您刚才提到是“老生常谈”！我想进一步请问您，比如拿知识产权为例，中共为什么要通过盗窃知识产权的方式、为什么不能自己创新，通过在技术上的发展提高竞争力，而要通过盗取知识产权的方式呢？
谢田：这就涉及到为什么好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或者科技研发能力比较薄弱，这可能是更大的问题了，我就长话短说。首先，中国的体制、中共这个体制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压制人的创造性，它是优胜者被淘汰而劣者生存。我想程晓农兄以前也在体制内待过，他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更多的经历。整个中共体制对于创新、研发新产品、开发新技术都起到抑制作用，中国也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真正的学术研究、学术自由是由于后来的工业创新、工业技术的先导，在中国也不存在。现在它又觉得现实问题上需要，比方说它要研发。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的高科技武器，让中国军方非常震惊，中国工业界也非常震惊，它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制造出类似可以跟美国抗衡的尖端性武器，它没有办法，研究不出来也制造不出来，那就只好连偷带抢了。
盗取或窃取西方科技是中共的国策，不光是中国企业在做，国家层面也一直在做，已经做到让西方非常沮丧，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限制，甚至川普提出要限制中国的留学。所以可以看出它们对中共盗取高精技术有多么的担忧。
主持人：程晓农先生您怎么看，比如李克强提到两点，一是他会允许中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另外提到：美国可以出口高科技技术。您怎么看他提的这两点？
程晓农：刚才谢田已经谈到了。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体制并不鼓励投资创新。中国国营企业的经营，仍然是以政府的政策导向为目标，它不愿意花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金去做长期的技术研发，因为技术研发投资很大，风险也很大，不一定投资研发就一定能成功，毕竟中国在技术层面上是落后国家。在很多领域里头，西方国家的技术开发早就领先了，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谢田已经提到的，中国政府一直在用各种技术、各种政策去诱导美国公司或者其它国家的公司把技术交给中国，就是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你要到我这个市场上来，你就得把技术交给我。中共的企业拿了这些技术以后，很快它就倒过头来打美国的市场，把美国其它的企业给挤下去。这就是刚才谢田先生谈到的明偷、暗抢一起上。
我想再讲一点，不仅仅是对外、对外关系上是这样做，国内也是很恶劣的环境。国内的企业哪怕不做外贸、没有吸引外资，它也照样偷盗，中国的企业彼此之间一贯是偷盗，这就涉及到更大的问题，中国道德伦理的败坏。
过去的所谓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中国不认为坑蒙拐骗是道德上的严重问题，相反，大家觉得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好办法。因为中国政府自己就在国际领域里头也这样做，联盟带头。
这两天我还看到一篇报导，当年在海南的陵水机场，中国迫降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就把飞机上很多技术给弄来了；当年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中国帮助南斯拉夫把美国的一架高科技轰炸机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中国马上把飞机上的引擎、掩盖飞机雷达轨迹的涂料等掌握了，导致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被炸。这些也都属于坑蒙拐骗。
政府在对外坑蒙拐骗，中国国内企业对内也坑蒙拐骗，以致于谁搞技术开发谁吃亏、谁坑蒙拐骗谁来钱快、谁占便宜。在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政府对坑蒙拐骗采取的是鼓励、默许的制度状况下，这几十年没有变过，现在还是如此，任何外国设计的好产品，很快就会被中国模仿、盗版。
美国每年经济GDP当中跟知识产权有关的部分占2/5、40％，而中国一年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在几千亿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政府提出来要中国降低1,000亿贸易顺差，实际意思就是：这算是你们补偿偷我们东西的代价。因为美国没有办法制止中国企业继续偷，只能用惩罚的办法。
刚才谢田教授谈到的，还有我谈到的情况都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甚至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不会因为李克强讲一句“鼓励外资在中国投资”然后所有这些现象就消失，明天中国企业就不偷、不盗了！绝不可能。作为美国企业它不敢相信这个话；这样的话李克强并不是第一次讲，讲多少年了！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你过去讲的从来不兑现，为什么以前不兑现，这一次讲的就一定兑现？只有一种可能，被逼急了没办法他才做一点。
主持人：这就是我下面想问的。谢田教授，也请您谈一谈，如果川普现在对中共动真格，比如6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必然这是很现实的压力；如果像程晓农先生刚才说的，没办法他会做一点。您觉得中共会在哪些方面作让步、会有多大的让步，它能做什么呢？
谢田：中共这一次可能不得不作出让步了！中国现在是每年3,000亿美元。有人计算过，在中美贸易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共累积的贸易顺差可能达到30,000亿美元，现在中共的全部外汇存底都是这些，真要叫中国把这个都补偿回来，中国全部外汇存底已经没有了。我想它这一次肯定会有所让步，已经放出风声会让步。
现在美国人可能的做法，就像以前美国对其它国家一样：我可以听你说的，但是我要继续看着。就像以前里根总统说的，我们会很微笑的听你讲话，但是手中还要拿着大棒。我想川普基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他会看到中共切切实实的一些行动。我想，中国肯定在开放美国产品进口方面会让步，会动用外汇储备也好，会大量购买美国的产品，它选择的东西很多，要技术、高科技，但是美国肯定不会放松给它的。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进口美国的产品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我们知道，过去大概十年左右，中国游客到美国来普遍发现，美国的产品又好、又比中国便宜，甚至很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到美国，比在中国买还便宜；当然，美国产品没有关税因素的话也非常便宜。
事实上美国产品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巨大的潜力，中共只要放开限制的话，肯定会让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很容易做到，但能做到多少？我看还要看这一次双方接触或者谈判的最终结果；只要达不到川普的要求，比方他现在要求600亿美元或1,000亿美元逆差的消除，我看川普还是不会善罢干休。但中国肯定可以继续增加对美国的农产品、计算机产品、计算机通讯产品、飞机以及其它产品，购买潜力还是有的。
主持人：程晓农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中共方面能做什么？
程晓农：刚才谢田教授已经提到了，中国可以进一步扩大进口，特别是从美国进口。
中国在国内一直千方百计保护国内市场，举一个例子，中国一直对本国产的粮食实行政府补贴，用这个办法把粮价给稳住；如果取消政府补贴，中国的粮价就会大幅度上升。因为农民没有补贴就必须抬高价格，不然他就亏损经营、种的东西不卖钱了。但是抬高价格的结果，中国的农产品更加没有竞争力，比如大豆，现在东北大豆快被美国大豆给击垮了。
最近中国政府还真做了一件事情，宣布从今年起逐渐减小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这个做法其实是在为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做铺垫，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准备做一些事的。但是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很爽快一下子就答应很多事，我认为它的基本策略是挤牙膏，双方磨牙，来你一轮、我一轮慢慢磨，希望能够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条件、吃亏最少。
当然，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川普要保护美国的经济，中国政府也要保护它自己的经济，所以它也面临很多压力，比方讲，美国通过高关税限制中国对美国出口钢材、铝合金、铜、铜棒等金属产品，中国铜类行业的企业将面临大批倒闭。所以中央政府在对美国谈判的问题上可能会想要让步，但是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抵制。因为这些企业关闭不仅造成地方税收大幅度减少，而且造成地方就业更加困难、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打自己算盘的时候，不见得会真正听从中央政府的，会千方百计还是捣鼓地方的企业对美国出口。
所以这也是川普、美国政府只能用高关税、惩罚性关税，因为不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美国谈判的时候答应多少条件，地方政府照样会拆台，所以用关税；不管是哪个地方政府拆台、继续往美国倾销产品，关税都是一样的，对任何省运到美国来的产品都会加关税，那么中国公司也就没办法再把产品用来赚钱了。
中美之间之所以李克强讲要美国多开放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就能缩小贸易逆差。这个说法是中国拿来反制美国对中国指责贸易领域的说法，已经也说了二三十年了；确实就是谢田教授谈的“老生常谈”。之所以美国不会答应，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出口一套高科技产品，比方讲一架战斗机，中国马上买去以后千方百计仿制，等于还是偷。
中国的军工企业技术靠自己独立研发的很少，基本上是靠仿制起家，早年，1950年代、1960年代仿制苏联系统的，后来就开始仿制美国的，现在军工系统所谓当作成就来夸赞的，仍然是仿制美国的各种战斗机包括海军舰艇。对美国来讲，不会傻到相信中国买了战斗机真的只是学习而绝不仿制；它都做了几十年了，而且中国还从来没认过帐，都说是自己开发的。鬼都不信这个事情，连中国人也没几个人信的。
美国也不敢真的把高科技产品继续往中国开放。我记得奥巴马时代，奥巴马曾经傻呼呼好像想要做一点，但后来也没真做，我想川普没那么糊涂！
主持人：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先接听一位观众电话，是加拿大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加拿大张先生：中共窃取美国的高科技、知识产权还有大宗倾销，过程竟然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怵目惊心的，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由于整个美国和西方纵容，民间都受了绥靖主义瘟病的伤害，头脑意识混乱不堪，对中国抱有幻想，甚至其中有践踏原则的情况。所以现在美国想要对中国采取措施的时候，它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方面发展，这可能吗？这不是完全一厢情愿吗？
主持人：好的，谢谢张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谢田教授。我们谈到新的任命；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金融风险，您认为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两位关键人物的任命，他们对于中国金融风险方面能做什么、能不能力挽狂澜？
谢田：他们两人的任命显然是针对中国对金融危机爆发的恐惧而产生的，肯定跟这个有相关。但是现在看来，金融风险很大一部分比方影子银行的问题，还有股市或者银行借贷过多的问题，尤其是地方银行跟房地产开发或与开发有关的借贷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爆炸性的影响。这两个人，显然中共希望利用他们从西方学到的金融和经济的知识来解决或减低风险，但问题是中国并不是自由的经济市场。
实际上学到了美国的一些技术，包括金融领域的技术，却很难运用到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来，所以说到最后，虽然用了这种技术性的官僚，但实际上离真正解决中国金融的问题恐怕还是很难实现。
主持人：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经济问题非常复杂、宏观，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感谢二位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