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6. 从停战到大转折
从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于5年里，社会与新政权的对峙暂告一段落。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风以来，他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围绕继承权的内斗，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了很大部分。同时，社会也在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在这漫长的停战期间，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尝试让农业再次运行、协商其产品的价格，并努力活下去。用历史学家迈克尔．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的话说：“仿佛农民乌托邦实际上是行得通的。”这个“农民乌托邦”，布尔什维克称之为“eserovshchina”（一个术语，其最接近的译文有点像“社会主义革命心态”），是基于数十年来在所有农民纲领中都处于核心地位的四个原则：第一，摧毁传统的大土地所有制（large estates），土地按照每户要养活的人口数分配；第二，随心所愿地处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享有自由贸易的一切好处；第三，农民自治，以传统的农村公社（village community）为代表；最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简化为可能是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几个村庄才有一个农村苏维埃，每100个村庄才有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
从1914年到1922年一直未运作的市场机制，此时被布尔什维克当局部分恢复，并在认识到农民阶级的落后后被暂时容忍。向城市的季节性迁移，曾是旧政权的一大特色，此时也立即再次启动。因为国营工业部门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农村工业又开始起飞。饥荒越来越罕见，农民需要吃多少，就又能吃多少了。
这些年来表面的平静，不应掩盖政权与社会之间深层持续的紧张。社会尚未遗忘多年的暴力。农民们仍有诸多不满的原因。农产品价格很低，制成品既稀有又极其昂贵，且税收非常之高。农民们感到，与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相比，自己成了二等公民。尤其是农民抱怨苏维埃政权当地代表无数次滥用权力。这些代表在“战时共产主义”的传统中长大。红色恐怖的很多方法仍然得以实行。农民经常受制于地方绝对权威的任意决定。根据1925年底秘密警察的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法制的地位”的长篇报告，“司法系统、政府行政机关和警察皆因广泛的酗酒而完全腐烂。贿赂司空见惯，过度的官僚作风和对农民群众的普遍厌恶遍布一切。”
根据图拉省秘密警察局长的一份报告，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谴责苏维埃官员最明显的滥权行为，但依然认为农村是一个巨大而危险的未知地域，“满是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宗教领袖，以及还未被消灭的老式地主。”
来自国家政治保卫局（GPU，音译“格别乌”）情报部门的众多文件显示，普通工人也依然受到严密监视。作为一个在多年战争、革命和内战后仍在重建的社会团体，工人们总是被怀疑与农村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保持联系。告密者被安插进每家企业，举报可疑谈话、异常行为，以及“农民之敌视态度”。工人假期到乡间务农结束后，被怀疑将这种态度带回了城市。警方的报告将这些工人分为“敌对分子”、“明显受反革命基层组织影响的分子”、一般起源于农村的“政治上落后之群体”，以及被认为值得贴上“有政治觉悟”之标签的少数分子。任何罢工或停工都经过了详尽分析，其鼓动者都遭到逮捕。二者在失业率高企和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这些年份中相当罕见。
来自秘密警察的内部文件显示，经过多年的极速增长，警察机构竟然开始衰落。这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改造社会的欲望逐渐减弱。从1924年到1926年，捷尔任斯基被迫与党内其他领导人陷入苦战。这些领导人认为，格别乌对于需要它所做的工作来说，显得过于庞大。结果，自创建起到1953年，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雇员人数经历了唯一一次大幅下降。1921年，契卡雇用了约10.5万名平民和近18万人的不同类型的部队，包括边防部队、铁路警察和集中营官员。到1925年，这个数字已缩减到约26,000名平民和63,000人的部队。这些数字还应当加进3万名线人。1921年，他们的人数还不能根据可用文件来估算。1924年12月，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写信给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我相信，苏维埃政权当前应推进到一个更自由的形式：压制较少、更守法、有较开放的讨论、地方各级（自然是在党的领导下）承担更多的责任等等。”
几个月后，1925年5月1日，曾主持对社会革命党人荒唐审判的革命法庭庭长尼古拉．基里连科（Nikolai Krylenko），给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批评格别乌的过分行为。1922年和1923年颁布的几项法令，将格别乌的角色限定在间谍活动、土匪活动、伪造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上。只有格别乌有权审理属于这些类别中任何一类的罪行，其特别法庭有资格宣判放逐和软禁多达3年、放逐到集中营，甚至死刑。格别乌1924年开放的6.2万份卷宗中，超过5.2万份被转送至普通法院。格别乌特殊部门本身调查了9000多个案件。鉴于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基里连科总结说：“人们被放逐，被迫生活在西伯利亚某个被遗忘的角落里，身无分文。他们忍受着可怕的条件。被送往那里的人，往往是十七八岁，来自学生背景，或者是七旬男子、神职人员，以及属于‘社会危险阶级’的老年妇女。”
基里连科提议，“反革命分子”一词应予保留，用于特指已知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成员的人。他认为，这一限制将避免“格别乌的部门对该词的非法解释”。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迅速对这种批评作出反应。他们向党的高级成员，特别是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危言耸听的报告，谈及严重内部问题的持续存在，包括假想的由外国精心策划的转移视线手法，如波兰、波罗的海诸国、英国、法国和日本。根据1924年格别乌的年度报告，这个秘密警察机构：
• 逮捕了11,453名土匪，其中1,853人被立即处决。
• 拘押了926名外国人（其中357人被驱逐出境）和1,542名间谍。
• 阻止了白军在克里米亚起事（此次行动期间有132人被处决）。
• 对无政府主义团体展开了81次行动，导致266人被捕。
• 肃清了14个孟什维克组织（540人被捕）、6个右翼社会革命党组织（152人被捕）、7个左翼社会革命党组织（52人被捕）、117个“多元化的知识分子组织”（1,360人被捕）、24个君主主义运动团体（1,245人被捕）、85个神职人员和宗派人士组织（1,765人被捕）和675个“富农组织”（1,148人被捕）。
•在1924年2月和7月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中，放逐了约4,500名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盗贼、惯犯和耐普曼（Nepman）”（企业家和小商人）。
•软禁了18,200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个人。
•阅读了507万8174封信件和各种信函。
这些数据表面看，具有官僚式的精确和一丝不苟，但人们可能会怀疑，它们有多少可信度。这些数据被纳入1925年格别乌的预算当中，其作用可能是显示，该秘密警察机构在面对来自国外的威胁时并未丧失警惕，因此应予以考虑增加资金。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对历史学家来说仍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们揭示了过去所用的镇压方法仍在被沿用，以及该政权对潜在敌人的臆想。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广泛的镇压网络，虽然暂时不那么活跃，但仍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尽管格别乌削减了预算且受到布尔什维克低级官员的批评，但由于日益强硬的刑事立法，格别乌的活动又开始增加。1924年10月31日通过的《苏联刑事立法基本原则》，以及1926年通过的《刑法典》，实际上显着扩大了所谓“反革命罪”的定义，也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这个概念编入法典。《刑法典》将任何非直接打算推翻或削弱苏维埃政权，但本质上是攻击“革命无产阶级政治或经济成就”的活动，纳入反革命罪当中。因此，该法不仅惩罚了故意的违法行为，也禁止了可能的或非故意的行为。
“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被定义为“任何犯下危害社会行为、与犯罪集团保持联系，或其过去行为可能被视为危害社会的人”。凡属于这些极具弹性之范畴内的人，都可能被判刑，即便是在完全无罪的情况下：“法庭可能会用这些社会保护措施，来对付任何被列为社会危险人物的人。他们可能犯下具体罪行。即使当时被证明没犯具体罪行，他们也依然被认为对社会构成威胁。”1926年生效的那些措施，加强了恐怖的法律基础。这些措施中包括有名的《刑法典》第58条，其对反革命活动的定义有14种之多。1926年5月4日，捷尔任斯基给其助手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写了一封信，在其中制定了一项“打击投机”的庞大计划。这封信揭示了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和“内战精神”在布尔什维克高级官员中的持久性：
“这场反‘投机’斗争如今格外的重要……莫斯科必须彻底清除这些寄生的投机分子。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叫波克尔（Pauker）从莫斯科居民的档案中收集所有可用的文件。至今我从他那里都一无所获。你不觉得格别乌应设立一个特别的流放地部门吗？它可能由一项特别基金提供资助，而该基金来自没收的钱财。根据一项预先制定的计划，我们可能在最遥远和荒凉的地区重新安置所有这些寄生虫。否则，寄生虫将致使我们毁灭。因为他们，农民没有更多的财产；因为他们的阴谋，价格在不断上涨，卢布也在贬值。格别乌必须尽快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