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中共修改宪法，尤其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的限制，在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官方称，此举有利于保持中共“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的“一致性”，而这也在暗示习近平将在五年任期后寻求第三次连任中共党、政、军的一把手。这样的暗示自然也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警告了那些“篡党夺权者”的幕后推手和追随者，使他们在无望中选择收手；但另一方面，也让不少民众因为忧虑和恐惧，而选择加速逃离中国。
不过，香港《明报》有分析指出，习近平此次修宪删除任期上限，将来如果再把军权还给国家主席，那就很可能把国家主席的权力做实，最终演变为总统制。正如我们无法确定习近平是否一定会选择终身任职一样，这样的推测我们也同样无法排除，原因就在于早在中共十九大前类似的说辞曾在海外被释放。
2016年4月，中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正走在“历史大变革的前沿”，如何找出能够真正被人民认可、被国际社会大体认同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制度架构，是高层必须要做的。对于有人提议的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他认为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
7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专访中再次提到在中国推行总统制的议题。而在9月10日，大陆社交网“办公室秘书”则推出一条敏感微博，提及总统制。
国家行政学院隶属于国务院，被视为国务院智囊机构，汪玉凯在海外突然发出此种论调，背后一定有因。此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也曾发表题为“从集体领导到双首长制”的博文。文章表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导致内斗不止，并提出最有效的体制是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总统制或许就是其中的选项之一。
无疑，在过去五年中，中共最高层在高调反腐、拿下众多腐败高官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着日益迫近的亡党危机，加之党内高层博弈不止，寻找化解危机的出路成为当务之急。十九大，习近平高度集权，将“习思想”写入党章；今年两会，习近平主导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主席副主席任期，似乎就在宣告这就是其找到的出路，但未来走向仍旧让外界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汪玉凯于2016年9月还在官媒人民论坛上发文《改革要“落地”，不能“空转”》，文章提到，“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但是当这一变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时，其改革的难度、风险、阻力也骤然上升，因此要防止改革‘空转’，就要十分重视改革策略的选择”，并且还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从中共修改党章以及将坚持中共领导写入宪法等做法看，其目地应契合“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即防止中共垮台。而排除包括江泽民家族、江派人马等“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和“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隐形阻力”，则可从习近平过去几年中拿下大量江派党、政、军高官和商界的“白手套”以及官场重新洗牌、机构重组窥见。这似乎表明汪玉凯之语并非无的放矢，很可能是提前替高层试水。
而也是在2016年“两会”期间，有消息称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召集40多名高层智囊，在北京西山战略研究室举行了关于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的秘密研讨会。
应该是因为高层博弈异常激烈，中共十九大的结果表明背后有着不同寻常的妥协，但可以肯定的是，汪玉凯提及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制度架构，随着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并在今年“两会”正式确认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将往何处去？恐怕不是人一厢情愿就可以的，因为变数依旧存在。
或许昔日苏联的国家首脑体制从形式上的集体元首而实质上的总书记向总统制的改变，可以作为参照。
早期的苏联表面上实行的是集体元首体制，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苏联的集体元首，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从2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30年代之后，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只是名义上的和象征的，苏共实际上充当着国家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承担者，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各种事务，苏共最高领导者中央总书记则为国家最高决策者，是以苏联采取的实际是以总书记为主的个人元首体制。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苏联的一些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就公开提出要研究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以便从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但这样的主张当时并没有得到响应。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苏联又有人提出国家政体实行总统制的设想，同样也没有得到响应。
不过，在苏共十九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法治国家”和“法律至上”的主张，推动了苏联学术界对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的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不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叶利钦等不同政见者直接提出要在苏联实行总统制。
对此，戈尔巴乔夫多次派人秘密到西方考察，一些学者和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在苏联实行总统制的必要性。1990年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会议通过了行动纲领。会议结束后，戈尔巴乔夫立即主持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一致赞同“在苏联建立民主总统制政权”，并决定马上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苏联第三次非党人民代表大会以便正式决定实行总统制。
在2月14日先行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400多名代表们以347票赞同、24票反对、43票弃权通过了在苏联设立总统制和修改宪法有关条款的决议，同时决定在3月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确立总统制问题。在随后召开的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大会以1817票赞成、133票反对、61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和补充法》。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而在确立了总统制并选出了第一任苏联总统之后，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还成立了两个隶属于总统的机构，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
总统制的确立不仅仅是最高权力的代名词的变化，更是折射了政治制度的深刻变化。换言之，“共产党不再有合法的权力进行专制统治，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以前万能的共产党机构没有正式的联系。”一年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如果习近平修宪后想加强国家主席权力，并最终由此走向总统制，乃至水到渠成抛弃中共，其必将对全球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影响。不过，目前从党章乃至宪法重申加强中共的领导以及外界传出的习与江达成秘密协议看，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这样的走向抱持怀疑，但考虑到中共历届领导人从来就无一定之规，且他们内心并非不知中共罪孽深重，并非不知道什么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在内外皆面临重重困难压力之下，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走向无法排除，毕竟这样的走向才是可以使其摆脱危局、收获希望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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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