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上午，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被媒体问及对近期发生的“精日”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事件的看法时，对部分“精日”怒斥，称其是“中国人的败类”。
根据网上所言，“精日”是“精神日本人”的简称，指精神上把自己视同为日本人。它并非官方词汇，而是互联网上一部分人给予某个特殊群体的称谓，并因类似前述作秀事件而流行。知乎上对“精日群体”定义获得最高支持的一个回答是：“崇拜日本达到仇视中国人民，仇视中华民族，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群体。”
按照此定义，被王毅怒斥的“精日”与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和前总理周恩来相比，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毛周二人虽然没有穿日军军服在大屠杀纪念馆前拍照，但其所为却更令人瞠目结舌：一方面在抗战后期勾结日本人，合谋围攻国军；另一方面，居然为了感谢日军侵略中国，而放弃了巨额战争赔款。
根据现有资料，中共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被汪精卫拒绝后的中共代表，竟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
建政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见不得人的历史，首先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了中共勾结日军的行径。
至于毛感谢日本人，这同样不是玩笑，中共官方刊物记载了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侵华。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记录了1961年1月24日，毛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时的说辞：“日本军阀丶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1969年（716页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亦提到，毛在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均表示感谢日本侵华，如毛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而迄今由海外英文网站披露但中共官方不敢公示的是毛1972年9月27日晚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面时的相关谈话。彼时田中曾向毛道歉，但毛却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中对此亦有类似记述。
此外，1956年11月，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前往北京参加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时，周恩来就曾向其表示：“日本人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也正是基于毛周这样的认知，1972年9月29日，中共派出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该声明中的内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此条款让日本人狂喜，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这不仅与战后德国给受害国和百姓支付了高额赔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也让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情何以堪？
要知道，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本侵华14年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而除了中国以外，亚洲各参战国均以各种方式获得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
毛周为了一己利益，为了维护不稳的中共政权，在勾结、感谢日军的同时，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弃了中国人民应得的赔偿，不是真正的仇视中国人民，仇视中华民族，又是什么呢？王毅敢大声说一句“毛周是中国人最大的败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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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