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当局斗争的一系列事件中，“De-Cossackization”──将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人作为社会群体系统性地消灭，占有特殊的地位。一个新政权首次根据共同责任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专门消灭、灭绝和放逐一整块地区的人口。这一地区，苏维埃领导人已习惯称之为“苏维埃的旺代”。这些行动显然不是战斗最激烈之时军事暴行的结果，而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用以回应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层的命令，直接牵涉众多的最高层政治人物，包括列宁、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谢尔盖‧瑟尔佐夫（Sergei Syrtsov）、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Grigory Sokolnikov）、伊萨克‧莱因戈尔德（Isaac Reingold）。由于军事失利，“去哥萨克化”过程于1919年春暂停，在布尔什维克取得顿河和库班河的胜利后，又于1920年继续推进，且手段更为残酷。
自1917年12月以来，哥萨克人就被剥夺了他们在旧政权下所享有的地位，此时又被布尔什维克列为“富农”和“阶级敌人”，结果促成他们与白军联手。1918年春，这些白军在阿塔曼．克拉斯诺夫（Ataman Krasnov）的旗帜下于俄国南部统一起来。1919年2月，布尔什维克向乌克兰和俄国南部全面推进后，红军第一小分队侵入了顿河沿岸的哥萨克领地。起初，布尔什维克采取措施，摧毁了使哥萨克人成为一个独立群体的一切：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并在俄国殖民者或无哥萨克身份的当地农民中重新分配；他们被责令交出所有武器，违令则处死（历史上，作为俄罗斯帝国传统的边防战士，所有哥萨克人都有权携带武器）；所有的哥萨克行政会议都被立即解散。
这一切措施都是预先制定的“去哥萨克化”计划的一部分。1919年1月24日，该计划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决议中得到批准。该决议称：“鉴于对哥萨克人的内战之经验，我们必须承认，对哥萨克富人实施大规模恐怖和进行无情斗争，是唯一政治正确的措施。他们必须被灭绝和肉体上消灭，一个不漏地全部消灭。”
实际上，正如顿河革命委员会的主席莱因戈尔德所承认的，“针对哥萨克所实施的，是一种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灭绝政策。”莱因戈尔德受委托在哥萨克领地强加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从1919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小分队处决了8,000多名哥萨克人。在每个哥萨克村庄，革命法庭几分钟内就做出即决判决，整个名单中的嫌疑人都被判处死刑，一般是因为“反革命行为”。面对这种无情的杀戮，哥萨克人别无选择，只能反抗。
这场起义于1919年3月11日始于维森斯科亚（Veshenskaya）地区。组织良好的反抗军决定全面动员所有16—55岁的男子，并发送电报，敦促整个顿河地区全体民众起来反抗布尔什维克，直到遥远的沃罗涅日省。
他们解释说：“我们哥萨克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我们支持自由选举。我们反对共产党人、集体耕作和犹太佬。我们反对强征、盗窃和契卡无休止的处决。”4月初，哥萨克反抗军代表着一支近3万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所有人都经过战争的磨练。顿河的这些反抗军在红军的战线后方活动。红军则在更靠南的地区，与库班哥萨克一道，同邓尼金的部队作战。顿河反抗军和乌克兰反抗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19年5月和6月白军的大幅推进。6月初，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同大部分白军联合起来。整个“哥萨克旺代”从“莫斯科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可怕的力量中被解救出来。
但1920年2月，布尔什维克又卷土重来。对哥萨克土地的第二次军事占领比第一次更加凶残。整个顿河地区被迫贡献粮食3600万普特，这一数量大大超过了该地区的年度总产量。当地所有人不仅被剥夺了粗劣的食物和储备粮，还被抢走了所有的个人财物，据一份契卡报告，其中包括“鞋子、衣服、床上用品和茶壶”。每一位适合打仗的男子都加入了反抗的绿军，来回应这种制度化的掠夺。到1920年7月，绿军在库班河和顿河地区至少拥有35,000人。由于自2月以来就被困在克里米亚，弗兰格尔将军决定在绝望中做最后的尝试，通过与哥萨克和库班的绿军联手，来摆脱布尔什维克对该地区的掌控。1920年8月17日，5,000人抵达新罗西斯克（Novorossiisk）附近。面对白军、哥萨克和绿军的联合部队，布尔什维克被迫放弃了库班地区的主要城市叶卡捷琳诺达尔（Ekaterinodar），然后从该地区完全撤退。尽管弗兰格尔在乌克兰南部取得进展，但白军的成功并不长久。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布尔什维克部队击败后，弗兰格尔的部队因受到大批随行平民的拖累，10月底向克里米亚退却时陷入完全的混乱。布尔什维克夺回克里米亚，是红军与白军的最后一次冲突，内战中最大规模的屠杀之一就发生于此期间。1920年11月和12月，至少有5万平民遭布尔什维克杀害。
由于再次沦为失败的一方，哥萨克再次惨遭红色恐怖的蹂躏。契卡主要领导人之一拉脱维亚．卡尔．兰德（Latvian Karl Lander）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和顿河全权代表”。其首波行动之一是建立troiki，即负责“去哥萨克化”的特别委员会。仅在1920年10月，这些troiki就将6,000多人判处死刑，他们都被立即处决。对于拿起武器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和逃脱抓捕的绿军游击队员或哥萨克人，其家人，有时甚至是邻居，都被系统地作为人质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乌克兰契卡头目马丁．拉齐斯（Martin Latsis）在一份报告中承认，这些集中营就是真正的死亡营：“被集中在迈科普（Maikop）附近的一座集中营后，人质、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在10月的严寒和泥泞中活了下来……他们大批濒临死亡。为了逃脱死亡，女人们什么都愿意做。集中营的卫兵就趁机把她们当作妓女。”
所有的抵抗都受到无情的惩罚。当五山城（Pyatigorsk）契卡的头目遭到伏击时，该机构组织了“红色恐怖日”行动，其残忍度远远超出兰德的指示。兰德此前的建议是，“应充分利用这种恐怖主义行为，来劫持重要人质，意在处决他们，并作为总体上加速处决白军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据他说，“五山城契卡直截了当地决定一天处决300人。他们把这个城市划分成多个区，从每个区扣留一定名额的人员，并命令党组织拟定处决名单……这种颇不令人满意的方法导致了大量报私仇、算旧账的情形……在基兹洛沃茨克（Kislovodsk），由于没有更好的主意，他们决定把医院里的人杀了。”
“去哥萨克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摧毁哥萨克城市并放逐所有幸存者。在时任北高加索革命委员会主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卷宗中，有多个文件详述了1920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的这样一次行动。10月23日，奥尔忠尼启则下令：
1. 焚烧卡里诺夫斯卡亚（Kalinovskaya）镇。
2. 把叶尔莫洛夫斯卡亚（Ermolovskaya）、罗曼诺夫斯卡亚（Romanovskaya）、萨马钦斯卡亚（Samachinskaya）及米哈伊洛夫斯卡亚（Mikhailovskaya）的居民赶出家门，把房屋和土地再分配给贫农，尤其是一向对苏维埃政权表现出极大认可的车臣人。
3. 把上述各镇年龄在18至50岁之间的男子集合起来，押入成队的车中，并在武装押送下放逐到北方，在那里强迫他们干重活。
4. 将妇女、儿童和老人赶出家门，但允许他们在更北边重新安家。
5. 上述各镇的牛只和财物一律充公。
三个星期后，奥尔忠尼启则收到一份报告，其中概述了这一行动的进展情况：“卡里诺夫斯卡亚：该镇已被夷平，全部人口（4,220）都被放逐或驱逐；叶尔莫洛夫斯卡亚：所有居民（3,218）已清空；罗曼诺夫斯卡亚：1,600人已放逐，1,661人待放逐；萨马钦斯卡亚：1,018人已放逐，1,900人待放逐；米哈伊洛夫斯卡亚：600人已放逐，2,200人待放逐。
“此外，还有154节车厢的食品已经送到格罗兹尼（Grozny）。在尚未完成驱逐的那三个城镇，首批要被驱逐的人是白军和绿军的家属，以及参与最后起义的任何人的家属。那些待放逐者中，有知名的苏维埃政权支持者，以及红军士兵、苏维埃官员和共产党人的家属。拖延的原因，要用缺乏火车车厢来解释。平均而言，每天仅一个车队可用于这些行动。为了尽快完成行动，我们紧急要求新增306节火车车厢。”
这类“行动”是如何结束的呢？不幸的是，没有任何文件提供答案。显然，这些行动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且几乎总是以放逐而告终。正如后来很多年的情况一样，不是放逐到广阔的北部地区，而是放逐到更近的顿涅茨克（Donetsk）各矿山。鉴于1920年的铁路状况，这次行动一定相当混乱。尽管如此，1920年的“去哥萨克化”行动，在总体形式和意图方面，仍预示着10年后的大规模“反富农化”行动。它们有着多方面的共同之处，包括集体责任的观念、成批放逐的过程、组织问题、目的地对囚犯抵达准备不足的问题，以及强迫被放逐者干重活的原则。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地区，为其反对布尔什维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最可靠的估计，1919年和1920年，在不超过300万人口中，就有30万到50万人被屠杀或放逐。#（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