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所有的镇压性事件中，被新政权最精心遮掩的是对工人动用的暴力。而布尔什维克当初就是以工人的名义取得政权的。自1918年起，这些镇压在随后两年里加剧，并于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知名事件中达到高潮。自1918年初起，彼得格勒的工人已表现出对布尔什维克的蔑视。在1918年7月2日总罢工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逮捕许多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后，1919年3月，这个前首都的工人中再次爆发骚乱。这些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中包括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她刚刚对彼得格勒多家工厂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参观。在那里，她受到人们的巨大欢呼。由于粮食极缺，此刻形势已是极其微妙。这些逮捕行动导致了罢工和一场巨大的抗议运动。3月10日，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全体会议，在有万余名成员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严肃谴责布尔什维克的行为：“这个政府完全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政，是靠契卡和革命法庭维持的。”
该公告要求将权力交给各苏维埃、举行各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选举、取消对工人能够从乡下带回城里的粮食的数量限制（1.5普特，或约55磅）、释放“真正革命党派”的政治犯，且首要的是释放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为了设法遏止这场似乎日益强大的运动，列宁于1919年3月12日和13日来到彼得格勒。但当他试图向这些工厂里正在罢工的工人发表演说时，他同季诺维也夫在“打倒犹太人和人民委员”的叫喊声中，一起被嘘下台。根深蒂固的大众反犹太主义从来不会隐藏很深，此时迅速把布尔什维克与犹太人联系起来，结果布尔什维克迅速丧失了其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获得的大量信誉。在群众看来，数位最知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阿列克谢‧李可夫、卡尔‧拉狄克）都是犹太人，这就足以证明，把“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两个标签合并是合乎情理的。
1919年3月16日，契卡分遣队猛攻由武装工人守卫的普提洛夫工厂。约900名工人遭到逮捕。在随后几天里，超过200名罢工者，在距彼得格勒约35英里的施吕瑟尔堡（Schlusselburg）要塞里，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一种新的就业做法也被付诸实施。据此，所有罢工者都被解雇，且只有在签署声明称他们是受到反革命领导人欺骗且被“导向犯罪”后，才被重新雇用。此后，所有工人都受到严密监视。1919年春季以后，契卡的一个秘密部门在数个工人阶级中心，设立了密探和线人网路。这些人就上述工厂的“思想状况”提交定期报告。工人阶级显然被视为具有危险性。
1919年的春季，因俄国一些大型工人阶级中心的众多罢工而引人注目。这些中心包括诸如图拉、索莫夫、奥廖尔、布良斯克、特维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阿斯特拉罕等。这些罢工被野蛮地镇压下去。几乎每个地方，工人们都怀有同样的怨愤。由于工资极其微薄，仅勉强能支付每日半磅面包之配给卡的价格，罢工者食不果腹。因此，他们首先争取的是获得与红军士兵相当的配给量。但更迫切的要求都是政治方面的：取消共产党人的特权、释放政治犯、举行各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的自由选举、结束红军的征兵、享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等。
在布尔什维克当局看来，这些运动的更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往往能成功地号召所在城市的驻军支持其事业。在奥廖尔、布良斯克、戈梅利及阿斯特拉罕，反叛士兵与罢工者联合起来，高喊“犹太人去死吧！打倒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并接管和洗劫了所在城市的部分地区。经过数日的战斗，这些地区才被契卡分遣队和效忠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部队夺回。用来回应这类罢工与兵变的镇压手段，从大规模的全厂停工和没收配给卡（饥饿的威胁是布尔什维克党最管用的武器之一），到数以百计地处死罢工者和反叛士兵，应有尽有。
最值得关注的镇压中，包括1919年3月和4月在图拉与阿斯特拉罕进行的镇压。为了扑灭军火厂工人的罢工，捷尔任斯基于1919年4月3日来到俄国军队的历史重镇图拉。在1918年至1919年的冬季，这些工厂已发生多起罢工和劳工行动。它们攸关红军的生死，因为它们生产超过80%的俄造来复枪。在那里的高技术劳动力中，政治活跃人士大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919年3月初，对数百名社会主义活跃分子的逮捕激起了一波抗议。3月27日，抗议在一场规模巨大的“要自由反饥饿游行”中达到高潮。这次游行使数千名产业工人和铁路工人汇聚到一起。4月4日，捷尔任斯基又命人逮捕了800名“领导人”，并强行清空了那些被罢工者占据数星期的工厂。所有工人都被解雇。他们的抵抗因饥饿归于失败，因为数星期来他们的配给卡都未兑现。为了得到替换卡，从而有权获得半磅面包和在总停工后复工，工人们不得不签署工作申请表。表中特别规定，未来任何停工都将被视为擅离职守行为，并因此被处以死刑。4月10日，生产得以恢复。就在前一夜，26名“领导人”遭到处决。
伏尔加河河口附近的阿斯特拉罕市，在1919年春季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阻止西北方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部队与西南方邓尼金将军的部队会合的最后据点。或许单单这一情况，就可以解释3月镇压该市工人罢工时所用的异乎寻常的暴力。这次罢工开始，既有经济原因（微不足道的口粮），又有政治原因（逮捕社会主义活动人士）。3月10日，当第45步兵团拒绝向在城内游行的工人开枪时，罢工趋于激化。士兵们与罢工者携手，冲击了布尔什维克党各总部，并杀死一些工作人员。该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立即下令：“不惜一切可能的手段，无情消灭这些白军虱子。”仍效忠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契卡的部队封锁了该市的所有入口，并有系统地着手将其夺回。当各监狱满员后，士兵和罢工者被装上驳船，然后脖子绑上石头，几百人几百人地被扔进伏尔加河。3月12日至14日，有2,000至4,000名罢工者被射杀或溺死。3月15日以后，镇压集中到该市的资产阶级身上，借口是他们已成为这个“白军阴谋”的幕后策划者，而工人和士兵因此只是炮灰而已。在两天时间里，所有商人的住宅都遭到系统性洗劫，房主则被逮捕和枪决。阿斯特拉罕大屠杀的资产阶级受害者人数，估计在600至1,000人之间。一个星期内，就有3,000至5,000人被枪杀或溺死。相比之下，3月18日──当局所刻意指明的巴黎公社周年纪念日，以大排场下葬的共产党人只有47人。长久以来，阿斯特拉罕大屠杀只是被当作红白两军交战中的一个小事件，而被人们记住。由于近来公开的档案文献，其真实规模此时才为人所知。这些文献显示，它是布尔什维克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前对工人最大规模的屠杀。
1919年底和1920年初，继2,000多家企业被军事化后，布尔什维克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托洛茨基作为工作场所军事化的首要设计师，于1920年3月在第九届党代会上就此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托洛茨基解释称，人天生懒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找工作。资本主义市场对人起到刺激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作资源的利用取代了市场。”因此，国家的职责就是指令、指派和安排工人做事。而工人要服从国家，就像军队里士兵服从命令一样，因为国家在为无产阶级谋利益。这就是工作场所军事化的依据。这种军事化，遭到少数工团主义者、工会领导人和布尔什维克主管的猛批。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取缔罢工，罢工被与战时的开小差相提并论；增加雇主的惩处权力；所有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被置于完全从属的地位，其角色此后仅为支持生产者的政策；禁止工人离开岗位；对旷工和迟到实施惩罚，而这两种现象都极为普遍，因为工人们常常外出寻找食物。
由军事化所引起的工作场所普遍的不满情绪，又因日常生活的艰辛而加剧。正如1919年12月16日契卡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近来，粮食危机每况愈下，工人群众在挨饿。他们不再有必要的体力来继续工作，而且他们越来越常旷工就是因为饥寒交迫。在莫斯科的很多冶金公司里，工人们走投无路，正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罢工、骚乱、暴动──除非立即找到这些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法。”
1920年初，彼得格勒一名工人的月薪在7,000到12,000卢布之间。在自由市场上，买一磅黄油要花5,000卢布，一磅肉花3,000卢布，一品脱牛奶花500卢布。每个工人也有权依照其被归入的类别，获取一定数量的产品。1919年底，在彼得格勒，重工业工人每人每天有权获得半磅面包，每月一磅糖，以及半磅脂肪和4磅酸鲱鱼。
理论上，公民们被分为五类，从重工业工人和红军士兵到“久坐者”，并相应地获得配给。由于“久坐者”──知识分子和贵族──排在最后领取，他们往往一无所得，因为经常什么都没剩下。“工人”又分为一系列类别，这些类别有利于对政权生存至关重要的那些行业。1919年至1920年间的冬季，彼得格勒有33类配给卡，其有效期不超过一个月。在布尔什维克落实到位的集中式粮食分配系统中，粮食这种武器在奖惩各类公民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运输业任何不工作的人，应当削减其面包配额，因为它现在是如此的重要；对于在该行业工作的人，则应增加其面包配额”，列宁1920年2月1日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如果必须这样做，那结果就是死几千人吧，但也必须挽救国家。”
当这项政策生效时，所有与乡村有联系的人（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都拚命设法尽可能经常返回他们的村子，为的是带回一些食物。
这些军事化措施，旨在“恢复工厂秩序”，效果却适得其反，导致众多的停工、罢工和骚乱。所有这些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1920年2月12日的《真理报》宣称：“对于罢工者们这些有害的黄色寄生虫，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集中营！”根据劳工人民委员部保存的记录，在1920年上半年，俄国77%的大中型企业都受到罢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受影响最大的领域──冶金、采矿和运输行业，也是军事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契卡秘密部门寄给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报告，透露了对抵制军事化过程的工厂和工人的镇压，严酷而发人深省。一旦被逮捕，工人们通常因“破坏”罪和“擅离职守”罪，被革命法庭判刑。仅举一例，1920年4月，在辛比尔斯克（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旧称），12名兵工厂工人被送入集中营，因为他们“通过以意大利方式罢工……散布反苏维埃宣传、利用大众的宗教迷信和薄弱的政治信念……以及散布关于苏维埃工资政策的错误信息，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令人困惑的言辞后面，可能存在的情况是，被指控者无非是未经老板认可而休息、抗议在周日被迫工作、批评共产党人，以及抱怨自己的薪水少得可怜。
党的最高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要求惩罚罢工者以警戒他人。1920年1月29日，由于担忧乌拉尔地区工人的紧张局势，列宁发电报给第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Vladimir Smirnov）：“有人已通知我，铁路工人显然参与了破坏行动……我被告知，伊热夫斯克（Izhevsk）的工人也卷入其中。我很惊讶，你们对待此事如此掉以轻心，没立即因破坏罪处决大批罢工者。”作为军事化的直接结果，许多罢工都在1920年发起：1920年3月，叶卡捷琳堡有80名工人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1920年4月，在梁赞—乌拉尔铁路（Ryazan-Ural Railway），100名铁路工人受到同样的惩罚；1920年5月，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Moscow-Kursk line），160名工人遇到和1920年6月布良斯克冶金厂152名工人相同的命运。其它很多抗议军事化的罢工，都被以同样残酷的方式镇压。
最引人注目的罢工之一发生在图拉军火厂。这里是抗议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个关键中心，已经因1919年4月的行动而受到严惩。1920年6月6日，星期天，一些冶金工人拒绝按老板的要求加班。然后，女工们拒绝在那个星期天工作，其后通常每个星期天都拒绝工作。她们解释说，星期天是她们能够出去到周围乡村寻找粮食的唯一一天。为了回应工厂老板的要求，一支大型的契卡分遣队前来逮捕罢工者。戒严令颁布了。由党代表和契卡代表组成的一个三人小组，奉命谴责“波兰间谍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译者注：20世纪初俄国的一个保皇武装组织，以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优越学说、仇外、反犹太主义和煽动反犹骚乱而出名。）为削弱红军战斗力而挑起的一个反革命阴谋”。
随着罢工蔓延和“领导人”被捕数量的成倍增长，一种新的动向改变了通常的发展进程；女工和纯朴的家庭主妇，先是数以百计地，后是数以千计地去向契卡报到，要求也逮捕她们。这一运动继续蔓延，男子们也一同要求被逮捕，目的是使波兰阴谋之说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四天内，就有超过一万人被拘留在一块巨大的露天空地中，由契卡看守着。由于暂时承受不了这样的庞大数字，且对如何向莫斯科报告此事茫然无绪，当地党组织和契卡最终说服中央当局相信，确实有一个巨大阴谋在酝酿中。于是，一个肃清图拉阴谋委员会审讯了数千名囚犯，希望找到几个有罪的同谋者。为了获释、再被雇用，并领取新的定量配给簿（ration book），所有被捕工人都必须签署以下声明：“本人，即下述签名者，是一条肮脏的犯罪的狗，在革命法庭和红军面前忏悔，坦白本人的罪行，并承诺未来要认真工作。”
与其它抗议罢工相比，1920年夏季图拉的对抗受到了较宽松的对待：仅28人被判送入集中营，200人被流放。当时，高技术劳动力比较稀有，布尔什维克离不开该国最好的武器工人。恐怖，就像粮食一样，不得不考虑上述行业的重要性和政权的更高利益。#（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