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对于这首波红色恐怖巨浪的受害者人数，要找到一个确切数字是不可能的。契卡主要领导人之一拉齐斯（Latsis）声称，1918年下半年，契卡处决了4,500人，并带着些许玩世不恭的语调补充说：“如果契卡可以被控告的话，它不会被控过分热衷于处决，而是被控未能满足实施这种最高处罚的需要。从长远看来，铁腕手段能够减少成为牺牲品的人数。”1918年10月底，孟什维克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估计，自9月初以来，契卡的直接受害者人数“超过一万”。
无论那年秋天受害者的确切人数可能是多少，仅见诸官媒的总数就显示，它至少也一定在1万至1.5万之间。布尔什维克将任何形式的、真实或潜在的反对，都视为内战行为。红色恐怖就标志着这一实践的明确开端。正如拉齐斯所称，内战有“其自身的法律”。当时，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布尔什维克“按社会出身”配给的做法和地方契卡滥权。与此同时，在莫托韦利哈（Motovilikha）兵工厂，当局宣布整个工厂“处于暴动状态”。契卡没有与罢工者谈判，而是强制停工并解雇工人。多名罢工领导人被逮捕，且所有被怀疑鼓动罢工的“孟什维克反革命分子”都遭追捕，直至抓获。在1918年夏天，这是通常的做法。到了秋天，地方契卡此时组织得更好，更受莫斯科要求进行更血腥镇压的号召的鼓动，于是明显更进一步，未经审判就处决了百余名罢工者。
两个月内执行1万至1.5万例就地处决，仅这些数字的大小就标志着与沙皇政权做法的彻底决裂。从1825年到1917年的整个时期，沙皇法庭（包括军事法庭）所判的、“涉及政治问题”的死刑，总共只有6,323例，其中最高数字为1,310例，于1906年记载。这是对1905年革命作出反应的一年。而且，并非所有死刑都被执行，大量死刑被改为强迫劳动。几个星期内单单契卡所处决的人数，就两三倍于92年内被沙皇政权判处死刑者的总数。
数字远不足以描述这种变化。引入诸如“嫌疑人”、“人民的敌人”、“人质”、“集中营”、“革命法庭”等新范畴，引入诸如“预防措施”等以前未知的做法，不经司法程序就地处决数十万人，以及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种新型政治警察实施逮捕，这一切或许都可以说，已构成一种哥白尼式的彻底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这一变化是如此强烈，甚至令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大吃一惊。从1918年10月至12月党内高层就契卡角色所发生的争论中，可看出这一点。10月25日，在捷尔任斯基缺席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商讨了关于契卡新地位的问题。当时，捷尔任斯基已被打发去瑞士恢复身心健康，隐姓埋名了一个月。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党内最年长成员之一的亚历山大．奥尔明斯基（Aleksandr Olminsky）、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都批评“把全部权力给予一个似乎凌驾于苏维埃甚至党自身之上的组织”，同时要求采取措施，遏止“这样一个组织的过度热忱：该组织充满了犯罪分子、虐待狂者和来自流氓无产阶级的堕落分子”。一个政治控制委员会成立了。其成员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甚至提议废除契卡。
但契卡的死硬支持者很快重占上风。他们中，除了捷尔任斯基外，还有党内一些主要名人：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斯大林、托洛茨基，当然还有列宁本人。他坚决为这个机构辩护：它“被少数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不公正地指责为行为过分……他们不能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考虑恐怖这个问题”。1918年12月19日，在列宁的教唆下，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布尔什维克媒体发表“关于机构尤其是契卡的诽谤性文章”，称契卡“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从事自身事务”。这就是这场辩论的结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由此被赋予了其“一贯正确性”。用列宁的话说，“一个好的共产党人也是一名好的契卡主义者。”
1919年初，捷尔任斯基获得中央委员会的授权来设立契卡特别部门。其后，这些部门就负责军事安全事务。3月16日，他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在契卡的庇护下，着手重组所有民兵组织、部队、分遣队和辅助部队。它们此前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5月，所有这些部队──铁路民兵组织、征粮队、边防部队和契卡部队──合并为一支部队，即共和国内卫部队。到1921年，其人数达到20万。这支部队的各项职责包括：巡查劳改营、车站和其它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点；指挥征用行动；至关重要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工人暴动和红军兵变。共和国内卫部队代表一支实施控制和压迫的可怕力量。它是规模较大的红军内部的一支忠诚的军队。红军不断受到开小差的困扰。尽管理论上其入伍人数在300万至500万之间， 但它从未成功召集过一支拥有逾50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的战斗力量。
这位新任内务人民委员下达的首批法令之一与囚犯营的组织有关。自1918年夏季以来，这些囚犯营就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或系统性组织的情况下存在。1919年4月15日的这项法令，对“强制劳动营”（coercive work camps）与“集中营”进行了区分。原则上，强制劳动营里所有的囚犯都被法庭定过罪。而在集中营里，人们经常作为人质被扣留，这是行政措施的一种结果。这种区分实际上有点矫揉造作。这一点在1919年5月17日的补充指示中得到了证明。该指示命令每个省建立“至少一个囚犯营，最少可容纳300人”，并列出16类要被拘禁的囚犯。这些类别和“来自高等布尔乔亚（Haute bourgeoi-sie）的人质”一样多样化：“来自旧政权的公职人员，上至大学评估员、检察官及其助理、各城市包括地区首府的市长和市长助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因任何寄生虫罪、卖淫罪或拉皮条罪而被判刑的人”；“普通逃兵（非惯犯）和内战中成为俘虏的士兵。”
劳改营和集中营的被囚禁人数，由1919年5月的约1.6万人稳步上升至1921年9月的7万多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爆发起义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地区此前所建立的数个囚犯营。例如，1921年夏，在坦波夫省的7个集中营里，至少有5万名“土匪”和“被劫为人质的土匪的家人”。这些集中营由当局建立，作为扑灭农民起义的措施的一部分。#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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