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做法，是习近平不设接班人之后的后续动作，此举改变了中共自邓小平起隔代指定接班人之后的权力交接模式，预示着未来政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以降，皇权交接的主要方式是世袭，也就是皇帝册立太子，称为立储。通常的原则为嫡长子继承制， “立嫡立长”，继承顺序是嫡子优先、年长优先。中国历史上，因为立储之争，常常发生政变和流血。因此，每一个朝代的皇帝，在其权力稳定、国家的官僚系统进入正常运作之后，立储就成为其朝庭和国家的重大事项，因为这关系到未来皇权的承袭和国家的稳定。
南宋岳飞对皇帝忠心耿耿，1137年，岳飞得到金人要另立宋室的消息，为国家稳定计，岳飞向高宗赵构上密奏恳请高宗早立太子，遭到高宗遗忌，为日后的风波亭千古奇冤埋下了祸端。
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明神宗册立太子的争议，就被称为“国本之争”。明神宗因为不宠爱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所以不想立常洛为储君，有意立得宠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皇太后极力反对。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常洵为储，因而以几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抗议，是为万历怠政。历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总结万历晚期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因此，《明史》称：“论者谓：明亡，实亡于神宗。”
清朝从清世宗雍正帝开始，有鉴于康熙时期皇太子胤礽两立两废、诸王争储的教训，正式宣布了不再公开预立太子的决定。改为秘密建储制：皇帝将写有皇太子人选的遗诏放在𫔎匣内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后，待皇帝弥留或逝世后由顾命大臣取出公布。乾隆皇帝则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宣示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给他，自己退居太上皇，顺利完成权力交接。
中共政权的历史只有短短不到一百年，自然与中国历史朝代不同，但是，在权力交接方面却有共性：政权的延续和稳定，需要有配套的权力承袭运作系统。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选择过多位接班人，文革灾难发生的部分原因，也与选择接班人有关。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人，都曾经是毛选择的接班人，最后，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但是，几年之后，华下台，由邓小平主政，政治格局大变。
邓小平对因为六四事件意外上台的江泽民不放心也不满意，因此指定了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因为迫害法轮功而不敢放下权力，在下台后安排己方人马架空胡温，形成中共政治局常委分权格局，胡温十年政令难出中南海。随后，在激烈的政治博弈中，江泽民安排的接班人陈良宇和薄熙来都意外落马，习近平上位。
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共在文革之后，似乎顺利完成了几次权力交接。但是，权力交接的背后，都是激烈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从根本上讲，中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稳定有序的权力交接模式，权力的承袭和接替，主要由政治斗争和清洗完成。
从中国历史皇权交接与中共权力交接历史来看，一个政权的延续，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权力交接制度和接班人选。那么，当一个政权失去稳定的交接系统，或者是断绝了权力接替者人选的时候，将预示着政治的动乱，政权的终结。如今的中共政权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不设立接班人，改变了中共的政治运行轨迹和规则。其这样做的原因，从政治层面上来讲，可能是为了防止政敌的反扑；从更深层来讲，或许是一种天意，预示着中共政权将走向终结。
习近平不设接班人，对于其个人执政来讲，将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其一，继续在中共总书记的职务上，与中共政权走向终结；其二，没有了接班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制度的变革。
无论以上哪一种情况发生，中国社会和政治都将会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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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