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搞革命过程中，其实是叛乱，曾大规模抓壮丁，其中过程的蛮横霸道和邪恶，因为中共篡改和掩盖封锁，至今少为人知。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连遭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强制性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极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为此中共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抓壮丁，而且连老弱小孩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毛泽东还要求将“查田”、“抓反革命”和“扩红”三运动结合起来，给各村定出指标限期完成。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
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据老红军刘英披露：“第二次扩红，毛泽东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在这种高压下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兴国全县无一壮丁可抽，田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
强迫抓来的兵一有机会当然逃跑。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县、博生县（今宁都）送去一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
“扩红”运动中，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
老红军李一氓回忆说：“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他们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
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
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道：“扩红到最后是强制报名参军；人们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 经过不断扩红，苏区农村的青壮男子差不多都当了兵，务农的重担落在老、幼、妇女身上，“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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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