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未复兴沙皇政权和加强社会残缺的凝聚力，反而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独裁政体的脆弱性。该政体被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所撼动，并进一步被摇摆于不充分让步和回归顽固保守主义之间的政策所削弱。这场战争也突显了经济现代化不完善之弱点，这一现代化依赖于资金定期流入、专家和技术。最后，这场战争加强了俄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即权力和工业中心与基本上独立的传统社区中心之间的深刻分歧。
像这场冲突中所有其他参与者一样，沙皇政府也指望速战速决。俄国缺乏入海通道和经济上被封锁，残酷地揭示了该国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程度。1915年奥匈帝国军队入侵后，俄国丧失了西部省份，由此失去了波兰高度发达的工业产品。俄国国内经济无法长期经受战争的考验：早在1915年，缺乏备用配件就令运输系统陷入混乱。俄国工厂的生产几乎完全转为面向战争需求，从而挤压了面向国内消费的生产。几个月内，物资就普遍出现短缺，通胀肆虐，贫穷猖獗。农村的情况迅速恶化：农业贷款和土地再分配突然终止、大规模动员男子入伍、征用牲畜和粮食、成品稀缺和城乡交易网路被破坏，这一切令始于1906年、由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首相（于1911年被暗杀）推行的农业转型进程嘎然而止。连续三年的战争使农民更加相信，政府是一种外来的敌对力量。士兵在军中更像是被当作农奴而非公民一样对待。而军中每天生活必需品匮乏，又激化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一系列的失败削弱了朝廷所剩无几的威信。俄国农村根深蒂固的暴力传统，以1902年至1906年的大暴动展现出来，且变得日益顽固。
到1915年底，法治的力量显然已不复存在。面对沙皇政权明显的被动默认态度，委员会和协会开始到处涌现，控制了不再由政府提供的服务，例如照顾病人、把食品送到城市和军队。俄国人实际上开始了自治；一场大规模运动已成形，其深度与广度当时无人能预测到。但为了赢得胜利，这场运动需要来自权力中心的鼓励和帮助，而其力量正在同时消失。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未尝试在政府与公民社会最先进的成分之间搭建桥梁，而是紧紧抓住他作为民粹主义君主、朝廷和农民之好家长的形象不放。他独揽军队指挥权，这对于一个即将遭遇全国性失败的独裁政府来说，是自杀行为。自1915年秋天起，尼古拉二世到其位于莫吉廖夫（Mogilev）战争指挥部的私人列车上独自坐镇，并放弃治理国家，将此任务交给亚历山德拉皇后（Empress Alexandra）。她的德国血统令她极不受欢迎。
事实上，1916年全年，政府都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俄首个由全国选出的议会杜马，一年只有几个星期开会。各政府和部长都同样不受欢迎和庸碌无能，更换频繁，来去不断。传言四起，称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小集团，包括拉斯普丁（Rasputin）在内，图谋为敌方入侵打开国门。很明显，这个专制政府无力打赢战争。到1916年底，该国实际上已经无法管制。在政治危机的气氛中，在战争爆发当口极为罕见的罢工，也变得日益常见。这场政治危机以拉斯普丁12月31日被刺杀为代表。动乱还蔓延至军队。运输系统陷入全面混乱，令弹药分销网路中断。如此一来，1917年2月发生的事件，就压垮了一个名誉扫地和被削弱的政权。
在工人示威和彼得格勒驻军数千人兵变短短五天之后，沙皇政权就垮台了。此事件暴露出该政权的弱点和军队的混乱。军队的指挥官甚至都不敢尝试平息民众起义。沙皇政权倒台，也暴露了深刻分裂的反对派──从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到社会民主党，都毫无准备。
反对派的政治力量从未成形或指导这场自发的人民革命。这场革命始于街头，结束于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Tauride Palace）的豪华套房内。那些自由派害怕暴徒；社会主义者则害怕军事反应。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旷日持久的谈判，导致权力分享的模糊构想产生。前者担心动乱蔓延；后者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或许是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最终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互不相容的机构中被代表。临时政府关注于实现其自由主义目标，即社会秩序和议会民主制，并努力建设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俄国，坚决忠实于其法国和英国盟友。临时政府的主要对手是彼得格勒苏维埃（Petrograd Soviet）。它由一小撮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依照1905年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创建，以直接代表“群众”的革命意志。这个苏维埃在其扩张中并无一个统一的中心，其所声称代表的民意也千变万化，这些使它本身成为一个迅速演变的现象。
从1917年3月2日至10月25日，统治俄国的有三届临时政府。结果证明，其无力解决旧政权遗留下来的问题：经济危机、战争上的失败努力、工人阶级的动乱和土地问题。新掌权者──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前两届政府中的多数派）以及孟什维克（Mensheviks）和社会革命党（此二者为第三届政府中的多数派），属于有教养的城市精英──公民社会最先进的成分。他们左右为难，不知是该天真而盲目地信任“人民”，还是害怕吞噬他们的、不可理解的“暴民”。这场革命以其和平性质而引人注目。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头几个月，他们尽情释放着伴随着旧政权垮台而出现的民主冲动。理想主义者们，如前两届临时政府的首脑李沃夫亲王（Prince Lvov），梦想使俄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他在其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写道：“俄国人民的精神已自然而然地证明是一种普世民主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力求融入普世民主，也力求自豪地充当带路人，沿着法国大革命首先指出的、通往‘自由、平等、博爱’的道路前进。”
在这些信念的指导下，临时政府尽可能多地扩充民主原则，带来新的自由和普选权，禁止一切基于阶级、种族或宗教的歧视，承认波兰和芬兰均有自治权，并承诺给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少数民族以自治权。政府料想，所有这些努力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引发爱国热潮，加强社会凝聚力，确保协约国军队获胜，将新政权与西方其它民主国家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对自身合法性的过分顾虑，该政府拒绝在战时条件下，采取本来会保障未来安全的措施。它坚守其“临时性”这一点，刻意不去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战争问题和土地问题。在其执政的几个月里，临时政府证明，与其前任政府一样，无力应对与开战紧密相关的经济危机；供应问题、贫困、通货膨胀、经济网络崩溃、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巨幅攀升，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紧张气氛。
面对政府的消极状态，社会继续独立地自我组织起来。在数星期内，成千上万的苏维埃、街区和工厂委员会、工人武装组织（赤卫军），以及士兵、农民、哥萨克和家庭主妇的委员会迅速涌现。这些是俄国政治表达的新形式，为民意、索赔、新倡议和辩论提供了以前未知的论坛。这是名副其实的自由节日。由于2月革命释放出压抑已久的怨忿和社会不满，这种自由变得一天比一天具有暴力性。与所设想的民主议会程序相反，新政权的政治家们不得不陷入永无休止的会议（mitingovanie）。1917年全年，社会运动都在持续激进化。
工人们的要求从经济要求发展到政治要求。前者包括实行8小时工作制、终止罚款并取消其它繁重的法规、获得社会保险、加薪；后者意味着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人们组织成工厂委员会，其主要目标是控制招聘过程、防止工厂倒闭，甚至控制生产工具。但要使工人的控制切实可行，就需要一种全新形式的政府，即“苏维埃政权”。这种政府本身就能采取激进的措施，尤其是对企业的没收和国有化，这一目标在1917年春天还是不可想像的。
农民兵──一千万名被动员入伍的男子，在1917年的各场革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士兵逃亡和反战主义加速了俄国军队的迅速解散，而军队迅速解散又推动了国家制度的崩溃。临时政府颁布的首道政令──著名的“一号命令”（Order Number One），废除了对帝国军队士兵来说最糟糕的纪律规则。士兵委员会将其权威建立在此政令之上，并打破了对其权力的限制。他们选举出新的军官，甚至参与军事战略与战术的谋划。这个“士兵权力”的理念，为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将军所称的“战壕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铺平了道路。按照他的描述，“士兵们对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或宪法的真正含义毫无所知。他们想要和平、土地，以及在没有法律、军官和地主的情况下生活的自由。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渴望一种理想化的自由──无政府状态。”
1917年6月俄国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后，军队开始土崩瓦解；数百名军官被部队指控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到士兵逮捕和屠杀。士兵逃跑数量暴增：到8月和9月，每天多达数万人。农民兵有一个目标──尽快回家，以免错过土地和牲畜的分配。这些以前属地主所有。从1917年6月至10月，超过200万名士兵逃离迅速瓦解的军队。他们厌倦了战斗，也厌倦了他们在驻地和战壕内所经历的可怕的物资匮乏。他们返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遍及乡村的动乱。
在1917年夏季前，与土地有关的骚乱较限于局部地区，特别是与1905年至1906年革命期间的农民叛乱相比。沙皇退位的消息一传开，农民们就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表达其不满和要求：土地应当给予耕种者；属于地主的休耕地应立即重新分配；所有租金应大幅降低。慢慢地，农民们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他们建立了地方和区域级的农业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农村知识界主要成员领导，如教师、农学家、医生和东正教牧师等。他们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从5月和6月起，很多土地委员会堂而皇之地没收了地主的农业物资和牲畜，并将森林、牧场和休耕地据为己有。在这场争夺土地的斗争中，主要受害者显然是土地大亨，但富农（较富裕的农民，他们利用斯托雷平的改革，自行创立了小型控股公司，从而免除了对社区的义务）作为一个群体也蒙受灾难。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富农就不再是他们过去那样的重要力量了；他们成为布尔什维克言论攻击的软目标：该党在标语中将富农讽刺为“财迷心窍的农民”、“农村资产阶级”和“吸血的富农”。事实上，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中很多人已被迫将其大部分牲畜、机械和土地上缴给公社。然后，公社基于祖传的平均主义原则，根据要养活的人口数，将它们进行重新分配。
1917年夏季期间，有关土地的骚乱变得越来越具暴力性，而数十万武装逃兵的归来更是火上浇油。到8月底，因政府食言，看似在拖延土地改革，令农民幻想破灭，他们就对庄园主的住宅发起攻击，对其进行焚烧和洗劫，希望一劳永逸地赶走他们痛恨的地主。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省份──坦波夫（Tambov）、奔萨（Penza）、沃罗涅日（Voronezh）、萨拉托夫（Saratov）、奥廖尔（Orel）、图拉（Tula）和梁赞（Ryazan），成千上万的房屋被烧毁，数百名地主被杀。
面对这场社会革命的扩大，统治精英和政治党派都犹豫不决，既想以某种方式控制这场运动，又抵不住发动一场单纯军事政变的诱惑。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并不包括布尔什维克。5月在临时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证明，他们都无力实施他们以往一贯要求的改革。特别的，对社会革命党人而言，就是土地改革。孟什维克在工人阶级为主的地区颇有市场，而社会革命党人拥有比其它任何政治团体都强的农村基础。这种改革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一个主要关注社会秩序和守法行为的政府合作。一旦他们成为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府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这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就把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留给了布尔什维克，而没有因参与政府得到任何好处。这个政府正慢慢失去对该国政治现实的掌控。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无政府状态，工业界巨头、地主、军队领导人以及一些越发不抱幻想的自由主义者，考虑发动一场军事政变。这个主意由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提出。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军事政变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领导的当选临时政府的文官政权（civil power）。而科尔尼洛夫将军8月24日至27日政变的失败，的确引发了临时政府的最后危机。当文官独裁与军事独裁双方的拥护者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之际，政府的核心机构──司法系统、行政部门、军队都在分崩离析。
但如果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激进化称为“布尔什维克化”过程，那将是一个错误。共同的口号──“工人权力”和“权力归苏维埃”，对于激进的工人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军队里，“战壕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反映的首先是对和平的普遍愿望。在世界所经历的最血腥、最具消耗性的战争（译者注：指一战）中，所有参战国的战斗人员都怀有这种愿望。农民革命采用了一条或多或少自主的路线。该路线更加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此纲领赞同对土地的“黑土分配”。布尔什维克对土地问题的处理方法，实际上与农民的愿望背道而驰，支持对所有土地进行国有化及后来通过大型集体农场进行剥削。在农村，除了由逃兵带回家的混乱传闻外，布尔什维克鲜为人知。逃兵带回的信息可归结为两个具有魔力的词：“土地”和“和平”。1917年10月初，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成员似乎还不超过2000人。但随着一系列委员会、苏维埃和其它小型组织急速填补这年秋季的整个制度真空，对组织良好的小型团体来说，行使过大权力的环境也变得尽善尽美。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做的。#（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