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16日讯】继大陆新版中学历史课本，被曝光篡改历史后，15日，再有媒体曝光，有疑似大陆博物馆的解说，把50至70年代中国民众“大逃港”的历史，定性为“赴港就业风潮”，意欲篡改历史。
1月15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说，“LifeTime视界”流传出的照片显示，一块展板阐述广东“大逃港”历史，但文字解说中，没有用“逃港”字眼、也没有说明饥荒引发大陆民众外逃的状况，只称当年香港工业发展迅速，大陆青年4次秘密赴港就业。
报导说，展板疑似来自广东地区的博物馆或展览，但不知具体地点。“LifeTime视界”点评说，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改成“艰难的探索”，广东也把上个世纪“大逃港”的定性改成“赴港就业风潮”。
“大逃港”发生于1949年中共建政后，广东省开始封锁河口，禁止省港两地民众自由往来，逃港事件遂起。
据1979年汇编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7万人。若将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达百万。
此次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1953年，广东成立生产合作社，逃港剧增。大饥荒的62年，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万人“八仙过海”，用脚投票，成功偷渡者六万余。
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奔向边境线，伺机出境，“五月大逃港”时，一天竟聚集有两万人，港英军警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全天不间断边境巡逻，每50英尺设一哨位，仍无法阻止潮水般的涌入。
深圳流传有民谣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但向往自由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海风为之腥臊不堪。
1972年后，大量觉醒且绝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军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宝安的逃港者叹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文革期间，匍匐啃草，浆糊倾头，受尽侮辱，遂决意外逃。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成功逃港，转而赴美。
此后，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被审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马思聪本人则遭“反革命叛国罪”通缉。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人不厌其烦邀请马思聪回来看看，他均置之不理。
不过，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出逃者众多，但成功者极少，中共政府将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边防军可随时射击。期间遭人民子弟兵射杀者，不计其数，但人们仍前仆后继，无所畏惧，逃港者枪击死，不逃港者饿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铤而走险。
即使逃港成功，迫于大陆方面的压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归来者，则被严加管制。
1962年时，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赴边界，掩护大约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区。
据网文《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记载：当遣返逃港者的汽车缓缓驶向大陆，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名逃港者再次逃脱，重获自由。
后来细心人统计，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为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台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为逃港者。
冒着生命危险，为的只是一个自由。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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