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民日报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首席记者魏亚南是薄熙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时的学长。今天在网上读到他最近写的《薄熙来二三事》一文，文中他回忆了他在薄熙来学生时代、担任县官和大连市长这三个关键人生节点与薄的三次印象较深的交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细细一想，我与这位同学的三次交往，可以概括反映权力带给他的变化，故以记之，从中悟出些社会、人生和仕途的省思。”
当天，先于薄熙来毕业，分配在人民日报做记者的魏亚南写了一篇报导薄熙来的父亲、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参观全国稀土产品展览的通讯，但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文章写好后没请本人审阅签名同意，按中共党媒的规矩，这样的报导是不能见报的。情急之下，魏亚南找到了当时还在社科院读书，跟自己算不得熟稔的学弟薄熙来帮忙，薄熙来二话没说便很爽快的带他去家里找到了父亲薄一波，及时解决了魏亚南棘手的难题，给魏亚南留下了为人热心、一点没高干子弟架子的良好印象。
魏亚南跟薄熙来的第二次交集发生在1986年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当时薄熙来已经是大连金县的县委书记。一天晚上，在会上采访的魏亚南同人大代表们一道观赏大会安排的演出活动，在现场巧遇薄熙来。一聊，才知道当晚在舞台上演出的金县农民乐队就是薄熙来带来的。
“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农民铜管乐队的演奏开始了，声音高亢悦耳。再看看台下，出席人代会的人大代表执着地欣赏着，还不时地为来自乡村的农民乐队鼓掌。”
眼前这一切，让魏亚南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老同学薄熙来有头脑、点子好，同时也想到，恐怕只有他才有这种通天的本事和活动能量。“如果不是他，谁能把一个县的节目，带到这个全国影响最大的舞台上来呢！”
魏亚南第三次与薄熙来见面，是1993年在香港，又是一次偶遇。
那是他被派驻香港的第二年，以《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的身份，应邀前往香港贸发局，参加大连市在那里举办的93大连（香港）经贸合作洽谈会。这是大连新任市长薄熙来在香港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动。
那天，魏亚南到会场比较早，落座后，只见举办大连招商会的一班人马，在一位头人的带领下来到会场。他一眼看见那位被簇拥着走在前面的领导正是薄熙来，薄穿一身浅灰色笔挺西装，扎着鲜艳的领带，踌躇滿志，满面春风。
魏亚南迎上前去与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握手。旁边一位女士不知他们认识，赶忙介绍：“这是我们的薄熙来市长。”这时魏亚南方才知道，他的老同学又进步了。
薄熙来一见是魏亚南，也颇感意外，马上拉着他的手顺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忙不迭地问道：“你怎么在这儿？”
“我被派来作驻港记者两年了。” 魏亚南答。
薄兴奋地说：“没想到在这里见面！”并马上向身边的女士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同学、人民日报驻港记者。她是我们大连市副市长。”
“好啊！你在这儿，好好替我们宣传宣传！”薄毫不外道地对魏亚南说。
“没问题呀。除了《人民日报》外，我再帮你联系联系《大公》、《文汇》做点广告。”
“那就请你费心了！”
说罢，薄接过旁边人递上的一个口袋给魏亚南，里面装着厚厚一叠宣传资料，顺便又递过来一件包装精美的T恤衫：“这是我们与韩国合资生产的服装，品质不错！”
魏亚南见距离开会还有点时间，就低声好奇地向他求证近期港澳台报刊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他问薄熙来：“我问你个事，这里的报刊风传中组部内部有档规定，每位中央高级领导的子女，每家有一名可以作为从政培养物件，而且只能有一名。听说你们家里曾为此开会，认为你可堪造就，报上去的是你。你哥薄熙成自感仕途无望，为此近日辞官下海，不当北京旅游局长，去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当老板了……”
没等魏亚南说完，薄熙来的脸色便阴沉了下来，答道：“我84年下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金县当的是小宣传部长，哪是什么中央安排的呀，是我自己去的。后来当大连副市长、市长，我自认为是靠自己本事干出来的！劝你在香港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话不投机，正好主持人宣布开会了，薄熙来不辞而别，起身走上主席台。
新闻发布会主要由他主讲，介绍大连的高速发展、投资政策和环境条件……轮到答记者问了，不料一些提问几乎跑了题，海外记者变着法儿问道：
“可否谈谈你的兄弟薄熙成为什么弃官不做，旅游局长不当，下海去当工艺美术品公司总经理？”
“中央是否有内部规定，中央领导人每家要培养一位当接班人？”
“您是中央内定培养的接班人吗？”
一位记者提的更刁钻：“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了老子光？”
面对这些刁钻的提问，薄熙来微微一笑，来了个先承后转，借题发挥。他先承认自己确实“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终身受益”，继而巧妙地引申、发挥，说自己所沾之光是恶运和磨难，而正因为如此，才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学会了思考，认识了社会和人生，逐渐成熟起来。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使自己受益非浅。
薄对“沾老子光”的妙解，使得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对台上这位来自内地的年轻市长刮目相看，但这不等于人们都认可了他的回答，因为他没有说实话。
据魏亚南回忆，后来证实，记者们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6.4”之后，宿老陈云有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并据此向邓小平建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出中央领导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意思是出一个人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忘记了自己曾高调表示过“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就这样，按着两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个规矩：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档，把内部规矩正式变成官方政策。档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魏亚南在文中写道：“现在看来，薄熙来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但他却对我和当众矢口否认，这种撒谎不脸红的政客作风，早已将他的人格堕落显现无疑。”
那么“曾经的风云人物”薄熙来为何后来却落败了呢？对于很多人都感兴趣的这个问题，魏亚南在文末也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监督的权力，极易使人变成极权人物。推行权力意志，让治下的国民、居民都整天为着自己的想法转，唱红打黑说一不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觊觎最高权力。薄熙来就是这种体制下“由人变成鬼的例子”。
魏亚南最后总结道：“薄熙来意外失败带有偶然性，如不真正落实自由、民主、法治，不彻底铲除极权人物产生的土壤，就难免还有薄熙来似的人物出现！”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