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03日讯】近期，中共在网际网路时代再次推广文革期间的“枫桥经验”，并提供手机程式，唆使民众相互检举。不过，这种貌似文革复辟的行径，中国的老百姓并不买账，反应冷淡。
1960年代，浙江枫桥镇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总结出一套“发动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被称为“枫桥经验”。毛泽东曾对此公开赞扬，并在全国大力推广。
今天进入网际网路时代，中共这一套挑动群众斗群众、互相监督、互相揭发的手法，又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推出。中共使用21世纪的网路商业、大数据和电子监察科技，来巩固中共的专制。
据华尔街日报1月1日报导，浙江2017年推出名叫“平安浙江”的手机程式，民众通过它可以向中共汇报所看到的任何事情，从交通违规到非法书籍，不管用文字还是照片，只需检举者提供身份和地点。
中共并为检举他人的民众提供奖励，包括时髦咖啡厅的打折优惠、计程车和串流音乐的现金券，还有就是支付宝提供的优惠。
报导引述参与和管理这类程式的人员指出，这些奖励都似乎未能吸引民众参与，反而是政府官员的反应更为热烈。很多民众对这个检举他人的app反应冷淡，甚至表示厌恶和抗拒，民众并不愿意为中共充当义务检举人。
报导称，类似“平安浙江”的手机程式，在中国各地都已推出，江苏推出的检举平台，以换取电子商品的积分制度奖励民众参与；福建厦门以手机数据分数来奖励检举者，北京朝阳区更加用现金犒赏检举人。
据悉，根据参与这个程式的某些人披露，中共计划将检举平台与其他资料库的资料融合，其中包监视系统的视频等信息。
有分析认为，若民众配合中共做法，互相检举揭发，那整个社会恐将再次陷入文革时期人人自危的状态。
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注重维护伦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而中共以无神论治国，以“党性”压制“人性”，强调党的利益至上，要求党员和民众放弃亲情、友情、背叛良知。在中共的恐怖高压下，人们为求自保，干出了违背伦常、伤天害理之事。在文革期间，骨肉相残，亲友反目，师生互斗的悲剧比比皆是。
据中共资料显示，文革开始后，安徽省固镇县的少年张铁夫，响应号召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张红兵给“走资派”的父亲贴过大字报，把母亲送上断头台。张红兵“大义灭亲”的事迹被陈列在县革命教育展览馆。
著名国学大师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以示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文革期间，薄一波是“61人叛徒集团案”之首，其子薄熙来曾对父亲一阵拳打脚踢，并踹断了薄一波三根肋骨。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也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
刘涛是刘少奇和前妻王前所生之女。文革爆发时，刘涛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职工食堂等地同时贴出一式三份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揭发批判亲生父亲刘少奇。
告密是中共的一个统治工具，中共把告密作为生存及消除异己的手段。自延安整风起，搞人人过关，互相揭发。之后，中共将“告密”运用得得心应手，一方面制造恐怖，一方面鼓励告密，导致许多人为了“站队正确”，出卖亲友同事，背信弃义。
浙江民运人士黄河清在《告密与特务统治》一文里讲述了邻居向领导告发他的事件，他痛斥告密行径的可鄙。“邻居卖了我，领导人又卖了邻居。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因告密制度变得格外丑恶下作。这种告密制度已经演变成一种党文化，弥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墙旮旯，充斥着6亿、7亿、8亿、10亿、12亿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种种切切、点点滴滴。一斑可窥全豹，中国大陆的人心被中共糟践到何种程度！”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鼓励民众举报炼法轮功的邻居、同事，或是在街道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可得到奖金。因此，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在街头或小区内传递真相资料而遭举报后被抓捕、判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有评论人士认为，如今政治运动的尘嚣，似已远去。然而，“党性”的淫威，依然肆虐，在侵蚀着心灵的自由。中国，亟待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伦理纲常；中国人，需要回归真诚与善良。只有抛弃中共，复苏人性，人们才能获得温馨的亲情，享受家庭的和睦，构建美好的社会。反思中共之恶，挽救个体与民族的灵魂，乃今日之重大课题。
（记者唐风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