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社会和政治事件连发。一方面中共高层反腐打虎不停，鲁炜落马，张阳自杀，贪官不断被拿下，在官媒的欢呼中，“形势大好”；另一方面，上海携程、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曝光、北京大火之后驱逐“低端人口”、公园实行实名制丑闻等社会事件不断发生，民众怨声遍地。
十九大之后的中南海，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Tacitus Trap）。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来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所着的《塔西佗历史》一书，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习近平在2014年到河南考察时，曾把塔西佗陷阱定义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他进而警告：“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现状，显示出“公权力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塔西佗陷阱已经到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两个实例
以引起民愤的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为例。近日蔡奇在内部有关安全会议的一部分讲话被曝光，蔡奇说：“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
城市治理和流动人口管理，对于西方国家的大城市来讲，都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些国家的城市，都会采取相关人性化的利民措施来解决，做好城市规划等，可以在完善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媒体监督下实施完成。总而言之，“解决问题”是解决民众的困难和问题。
相反，北京市委书记书记说的“解决问题”，要“刺刀见红”，不是为了民众的问题得到解决，而是要不择手段杜绝任何社会事件发生，中共官员只为其上级领导负责，只为其官位负责。因此，才有成千上万的“低端人口”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显而易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作为习近平提拔和信任的官员，造成怨声载道的结果，未必是其当初想要的，但像蔡奇这样在中共体制下的官员，在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下，已经习惯了用蛮横、不顾百姓死活的方式处理问题。中共体制本身，已经断绝了用正常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危机的可能性。
再以治理阴霾为例。为了整治阴霾，缓解北京及周边冬季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共当局今年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施禁煤令，严禁民间用煤取暖，并强制推行“煤改气、煤改电”。但由于管道建设工程滞后，电力和燃气严重不足，还有政府集中采购的燃气炉具出现品质问题，目前，华北区域几个城市范围，至少超过千万人在零下4、5度的严寒受冻。单是河北廊坊和保定市的禁煤区，就有多达万户的民众供暖有问题，甚至并没有供暖。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最低气温一直在零摄氏度以下，而当地多个乡镇的乡村学校都未按时供暖。曲阳县齐村镇小口头小学一位教师说，从11月15日至今，学校一直没有供暖。“孩子们实在冻得受不了，我就带着他们在操场跑步取暖。”南雅握小学已有不少学生被冻伤。
而与此同时，媒体却在高调作秀。《河北日报》报导称，河北省长许勤利用周末时间，到石家庄检查天然气保障工作。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中共体制因素
习近平上台执政已经5年，5年来在中国社会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比如提出“依法治国”、废除劳教制度、放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废除嫖宿幼女罪、重整军队和提倡传统文化等；同时，5年来，习近平大力反腐打虎、大量以江泽民集团为主的贪官落马，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试图纠正江泽民以镇压为主的宗教政策等，这些举措，从习近平个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有愿望在中国社会实现法治、正义、公平、传统道德等价值的。
不仅如此，在十九大之前的5年，由于江泽民集团势力遍布中共党政军和地方省市，不断针对习近平采取政变夺权行动，也使得习近平的施政阻力重重。
十九大之后，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得到中共官方正式确立，习近平名字写进党章，习近平阵营人马在中共内部全面上位，江泽民集团对习的掣肘力度逐渐减弱。
因此，十九大之后连续出现让中南海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共体制因素。
中共体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拦路虎，也成为习近平未来执政的最大障碍。中共体制，扼杀了体制内所有官员正常思维和正常为民服务的能力，断绝了化解社会危机的全部可能性，在中共这个以谎言和暴力为基础的运行体制下，只会不断制造出新的危机和灾难。最高当政者的任何美好愿望和作为，最终都将在“塔西佗陷阱”下越陷越深。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