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1月29日讯】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对於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台第二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为中共出生入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地下党，等来的却是降级、控制、淘汰，无数次的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红岩儿女的罪与罚——中共地下党人之厄运》一书中，提到共产党对地下党的两个“16字方针”。第一个是，在中共建政前，中共中央指示地下党，进行斗争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在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中央回电指示的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经《红岩》一书作者多方明查暗访，证实了这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一字不讹，而且不单只针对南京，而是全国性的。
那些为中共出生入死，经过长期埋伏，最后等待时机到来的地下党，等来的竟然是“降级”、“控制”、“消化”、“淘汰”，甚至失去了生命。没有死在敌人手上，欲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给灭掉了。
关于毛泽东订出这第二个16字方针，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也曾撰文披露详情。
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说，中共政权即将易手之际，中共曾对在南京的地下党员采取“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6字方针，这一方针因为受当时客观条件影响，原件很难见诸于世。
1949年以后，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16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一地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
作者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像。
16字方针破解历史谜团
这16字方针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
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对於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
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更爆出惊人史料。
书中披露，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虽然还存有争议。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
早期就有披露，从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
1949年5月，南京易手，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了上述16个字方针。
有人曾经拿这16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16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这16个字，他们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
在寻找这16字方针来源时，有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
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几十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西南局的老人，告诉了M这16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16字方针的文件。
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这位作家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这位作家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16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份子一贯的偏见，再到后来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这位作家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16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地下党成中共抛弃的棋子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
1949年下半年，中共政权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
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同年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
邓在报告中强调，中共建政一是靠毛中央，二是靠军人，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
报告还严厉批评南京地下党的人员对军队不服气的情绪。并在这次整党中，以“停止党籍”的方式处分了100多个党员。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
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16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而这16字方针，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份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
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
他们从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国一路走过来，满怀希望迎来的，却是被中共政权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但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伤痛和叹息。
（记者李韵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