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和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地下党员聊天。这位老地下党员解放后在一所高校担任政工干部。老干部讲1958年“高产放卫星”时期，另一个高校一位农学专家到老干部所在的学校做讲座。讲座专门讲一年亩产6万斤粮食的理论原理。老干部听了讲座后，就说这是吹牛。他解放前在农村呆过，熟悉农业情况，一亩地一年无论怎样也产不了6万斤粮食。我问道：“你的这些话是听了农学专家讲座后在会场上公开讲的吗?”他说，哪里有这个胆量？说了肯定要倒霉。那我说你是向谁说的？他说，是散会后，他对系里关系比较好的几个老师私下里说的。我说共产党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你是老党员，怎么不敢公开实事求是呢？他说那是什么年代呀，一个人总得学会自我保护呀。
这位老干部个人是聪明的。但是就是当时有了这么多聪明的老干部，老共产党员，才导致了浮夸风、大跃进的盛行，以至于1959——1961年间全国饿死几千万农民的人间惨剧。这位老干部虽然没有被饿死，但是也蒙受了营养不良的苦难，他的妻子当时也得了浮肿病。
在当时说真话，不聪明的人又是什么下场呢？“王佩英，死的时候是有着七个孩子的寡妇。王佩英曾在铁道部门工作。当年大跃进、饥荒，造成60年代初大约3000万人死亡，这震惊了她。在政治风暴开始后，她公开要求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承担责任，并要求他引咎辞职。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她被处以死刑。”[1]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生命的丧失。不说死亡3000万人，在美国一个人都没有死，只是因为损害民众通信自由就被迫下台的尼克松总统那就成了冤大头了。王佩英作为一个公民，要求执政者对饿死3000万人的严重公共事件承担责任是正当的合理的要求。可是提这个要求的人却被剥夺了宝贵的生命。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人却没有因此担负任何责任，相反还在公开地掩盖事件的真相和事件真实原因，对坚持真相的人用的却是杀戮的办法。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直的正义的人真的是恶棍不共戴天的天敌。
可能有人会说，那个时代都过去了，现在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惨剧了。我会问，你怎么知道现在就一定不会发生那样的惨剧呢？只要民众手中的权利被代理人盗走，民众的代理人反而成为了民众的主人，民众只能被动地聆听代理人的发号施令，那么以前的惨剧会不会发生，就取决于代理人的个人素质和政治修养。某一时期当某一个篡夺民众权利的代理人刚好就是一个智力平庸、独断专横、品行败坏、凶狠残暴的恶徒，谁能够制止他的恶行？可以讲，没有任何和平的办法可以制止他的恶行。在恶人当道，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能够制服恶人、淘汰恶人的情况下，说真话的人的代价那就是恶势力对你的疯狂报复和迫害。说真话的人死了，无声了，消失了，留下的必然是恶势力的同道之人和被恶势力挟持为人质的可悲的正直人。
由此看来，民众如果真的要让自己生活的土地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子孙后代不再每隔一定的年代就会因为改朝换代而惨遭杀戮甚至灭门之灾，那就必须铲除暴政的的土壤，要让国民来做真正的主人，政党、政府来做真正的仆人。只有这样，对于邪恶的仆人，主人是不会要的。邪恶的仆人只有改邪归正，才有可能重新赢得主人的信任，在众多竞争者中重新获得为主人服务的机会。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真话的人才能够扬眉吐气，整个社会的风气才会正常，正直的人才不会压抑、孤独，邪恶的人才可能作恶多端必自毙或者改邪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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