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1月18日讯】“文革”期间潜规则也普遍存在，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而女知青要献身体，包括从下乡调回城，请假回家，甚至为免受刁难、欺侮，都要献身。据记载，江青宠臣刘庆棠在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任何一位女演员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后来，刘庆棠索性把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窥守浴后的女演员借机施淫欲。
中央音乐学院戴嘉枋教授在《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也披露了有关刘庆棠这方面的丑闻。
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庆棠，坏事做尽。
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说：“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
“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
2012年2月27日在《南方网》报导，“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中国各地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像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像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报导说，当时，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潜规则”，是“工农兵推荐”。而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
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
而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
报导说，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
“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对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教授在书中说，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
罗宇出书首曝江青到处勾引卫士
2015年9月，前中共公安部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子罗宇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在香港出版，书中首次披露江青到处勾引卫士，“至少和一个卫士发生了两性关系”。
此事毛泽东也知道，后由汪东兴报告罗瑞卿，把卫士发配新疆。
上世纪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时期，是一名三流演员，曾数次婚变，与多名男子同居。坊间曾流传，江青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
“文革”期间，与江青传出绯闻包括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知名人物，他们随着江青倒台，下场也很悲惨。
其中，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的演员刘庆棠，受到江青赏识，并且在江青的安排下成为该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被江青重用。
刘庆棠视女人为掌中玩物
刘庆棠于1932年出生在辽宁，16岁时考上了中共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白山艺术学校，从此开始了其舞蹈生涯。1952年，中央歌舞团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1956年，他在24岁“高龄”之际前往苏联正式开始学习芭蕾。
1959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刘庆棠被选为男主角王子的舞者，随着《天鹅湖》的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也接踵而来。此后，刘庆棠和白淑湘又一起跳了《海侠》、《泪泉》等舞剧。
1964年，篡改历史的红色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演，白淑湘扮演女主角，刘庆棠扮演男主角党代表洪常青。毛泽东在观看了演出后，称“方向是正确的。”江青指定其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刘庆棠深受江青的青睐。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庆棠在中央芭蕾舞团成立了革委会，自任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带领造反派向中央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
白淑湘被揪出批斗，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也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刘庆棠成为芭蕾舞团的领导之一。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为芭蕾舞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重新掌权的刘庆棠，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全团包括临时工在内的240人中，有70多个被其打成了反革命。
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份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由于紧跟江青步伐，刘庆棠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更一跃为中共文化部副部长。
文革结束后，刘庆棠被羁押，并于1983年4月被公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因其参与了四人帮的秘密活动，刘庆棠是江青提拔的几个部长中判刑最重的。
刘庆棠被审判期间，文艺界许多遭受迫害的人都出席旁听，仅芭蕾舞团就有专派的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判决后，刘的妻子徐杰与其离婚，三名子女也同他脱离了关系。
（记者汤园报导/责任编辑：曲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