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落幕，“习思想”写入党章，习近平确立了在中共党内的真正核心地位，而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名单看，虽然有着明显的中共高层博弈的痕迹，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人选或是力挺习近平并为其所信任的，或是与江派牵连不多的，江派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当时分析，这说明未来习近平施政所受江派掣肘，将远远少于十八大上台后。而这样的结果应是近两年习近平在军队、武警、国家机关、各省市等大力进行人事布局的效应。
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积弊太多，社会潜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十九大后习近平要按自己的意愿推行各方面政策，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小，而将自己所信任的得力官员放在重要位置，应是必走的一步。最近几日的新一轮人事布局就在表明这一点。
在这新一轮人事布局中，原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调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料升任副总理，陈求发任辽宁省委书记；福建和河北省委书记尤权、赵克志分别由于伟国、王东峰接任，据传尤权将出任统战部部长或国务院秘书长，赵克志可能任公安部部长；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进入政治局常委，其职务由原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接任，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则改任江苏省委书记，原职务由胡和平接任。
此次省委书记更换，加之今年5月收官的地方人事布局，目前省部级一把手绝大多数被视作习阵营之人，除了上述几人，还包括北京的蔡奇、黑龙江的张庆伟、海南的刘赐贵、甘肃的林铎、山东的刘家义、山西的骆惠宁、吉林的巴音朝鲁、浙江的车俊、安徽的李锦斌、河南的谢伏瞻、重庆的陈敏尔、云南的陈豪、青海的王国生、湖南的杜家毫、贵州的孙志刚、江西的鹿心社、四川的王东明、内蒙古的李纪恒、新疆的陈全国、广西的彭清华、西藏的吴英杰、宁夏的李建华、湖北的蒋超良等。至于曾与江派走得很近的天津的李鸿忠已多次表示向习效忠。
当然，未来不排除对个别省（市）一把手进行微调，比如再发现有“不忠诚”之人，但总体来说，上述高官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在省部级一把手基本明确后，尚需关注的是如下位置的人选：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国务委员、统战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等。这些人选的确定，同样可以判断习近平在未来施政中的顺利程度，尤其是在公检法系统。
2016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在《改革要“落地”，不能“空转”》一文中，给出了最高层如此进行人事布局的动因。他表示，要防止改革“空转”，要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而改革的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二是“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隐形阻力”。
笔者当时分析，“既得利益势力”或“集团”应包括江泽民家族、江派人马和周边与其有利益纠葛之人，涉及中共党、政、军各个层面，而且势力并不小，其核心正是以腐败治国十几年的江泽民。这也是习近平十八大以来抓捕大批江派人马的原因。
此外，以往诸多一把手皆由江泽民集团提拔，他们或明或暗，都在与现中央对抗。因此，更换各省市一把手就是为了排除显性或隐性的阻力，更好地落实习的政策，如习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依法治国”、继续强力反腐等。
在“习思想”进入党章、地方人事安排基本落定的情况下，下一步，习近平要走向何方？估计这是外界最为关注的。
2015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号“侠客岛”曾发表文章称：“从中共的历史看，哲学往往成为历史重要转折的思想准备。……如果你了解中共的历史会发现，思想的准备，往往是大行动的开始。”换言之，“习思想”的推出，是某个或某几个大行动的开始。
什么样的大行动呢？如果是为了取得反腐压倒性胜利，那么，不拿下落马大贪官们的总后台江泽民和曾庆红就根本谈不上；如果要彻底追究“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郭伯雄、徐才厚的责任，那么，不追究提拔他们的江泽民的责任同样是空谈；如果要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众多冤案，尤其是被中共残酷迫害十八年的法轮功学员不被还以公道、正义，不追究元凶江泽民、曾庆红等的罪责，亦是难平天下之口。
可以说，此时的习近平已获得天时、地利、人和，而追随天意的大行动也必会获得更多助力。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