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千家驹回忆文章中曾披露文革时期的红色恐怖，指“中外闻名”的女红卫兵宋彬彬曾在杀人比赛中连杀八人。千家驹自己因自杀“未遂”还遭批斗，在家发表感慨竟被亲生儿子举报，因而痛悔加入共产党是平生最大错误。
千家驹（1909—2002），著名经济学家。浙江武义人，笔名钱磊。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晚年定居美国，皈依佛门。
文革中，年近六十的千家驹曾被卷入《海瑞罢官》一案，遭抄家、批斗、强制劳动，期间妻子含冤离世。
千家驹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和文革中的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并称自己的苦难是拥护共产党的“报应”。
文革杀人比赛 女红卫兵打死八人
千家驹文章中回忆：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
文章中提到那个有名的北京女孩子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问到她的名字，并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
文章披露，宋彬彬（宋要武）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
千家驹回忆，自己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拉，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文章还披露，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
千家驹称，希特拉的法西斯治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
“共产党治下 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千家驹回忆道，文革中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让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本，毛完全知道剧本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因为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
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只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的姓名，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晗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绝望之际，千家驹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车到香山“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在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结果没死，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
妻子知道自杀事件后，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他感叹：“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后悔加入共产党 被亲儿子告发
在这次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正式停职，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
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被捕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不料竟被亲子揭发。从此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
“看破共产” 皈依佛门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惨案发生时，千家驹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千家驹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被问到为何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时，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
（桓宇整理/责任编辑：古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