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十二、后709时代
周永康倒台时，中国就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盘桓在中国权力集团内（周倒台时，国保曾一度不知所措）。这也是专制社会一个必然发生的历史结果。这股黑恶势力主要集中于宣传和政法系统，他们的性质是血债帮（背上了无数历史的罪债）。根本就不是观点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这些群体大多把自己的财产和亲属转移到西方（他们对美国、西方的态度就像王立军一样）。通常体制内地位越高的人了解的内幕也就越多，他们弃船、留后路移民的倾向也就越明显。他们对这个体制和未来深感不安。跟左派、右派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主要是过去为了权力、经济利益、既得利益镇压人民、残害百姓、打击对立面制造冤狱，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他们总是打着国家的旗号、执政党的旗号，包括什么和谐稳定、什么政治大局、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旗号，滥施酷刑滥用权力，打压民间正常的声音，他们都是出于自身利益安危的考虑。他们乐见于作恶，体制作恶还是他人作恶或许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罪恶感并带来某种安全感。所谓“习见善则安于善，习见恶则安于恶”！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力，害怕自己的贪腐、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来，遭到清算，而依附于这个专制体制，绑架这个体制。而真正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这个国家、心忧家园前途、天下苍生的人恰恰是那些民间的不畏强权、坚持法治、追求民主、坚守正道遭受打压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由于历史的包袱不断累积，积重难返，维稳系统作为第二政府其权力不断膨胀、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直至吞噬掉整个政权。由于专制体制的原因，需要应对体制内部和民间社会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因此专制控制体系必须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张，而它越得到加强与扩张就越难以控制，不仅始终存在新生的专制权力体系对旧有的权力体系的吞噬与后者的反抗，而且新生权力体系的支撑力量还要不断侵蚀专制统治基本盘──官僚权贵阶级的利益，尤其是维稳权力体系之外的技术官僚集团。
专制统治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不断地内外清洗巩固权力，这就势必要不断增加专制权力有效统治运行的成本。专制统治要得以延续至少需要维系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满足各方的利益：一、新生和旧有权力集团之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官方和民间之间、专制统治权力核心强力部门维稳系统与职能部门技术官僚集团之间以及强力部门维稳系统内部之间，专制统治的成本无限地增大直至不可承受。历史上所有专制政权最终垮台的原因都是财政负担过重，经济难以为继。内部的斗争无论以反腐之名还是其它，还是外部的变革，财政经济的因素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维稳体制这种众人皆知的普遍违法、集体违法、长期违法的状态存在，并无法得到纠正，从根本上说，说明当权者内心里已意识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一个死局，一日政权不经人民选举，公民的权利得不到真切的保障和落实，一日就不得不采取这种所谓维稳进行压制，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人民的镇压。
2013年新公民们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师出有名，当局却大打出手。刚刚制造的冤狱尚未平息，709随即发生。因律师和公民在法律框架内揭露真相，对司法冤狱纠正死磕，嗣后官家由庆安枪杀访民起对律师和维权公民开始大肆抓捕，两者都是权力失控的表现。
这两件事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明确的信息，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法治民，是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心悦诚服的问题。对民间社会，一旦不按法律出牌，不讲游戏规则，一味的严刑峻法，无论对于民间来讲还是官方来讲，大家都进入一种无序状态，谁对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都没有一个可以预期的前景。我即使按照现行的法律说话办事，也可能被构陷，可以被任意治罪，文字狱也好、扣帽子也好、罗织罪名也好，动则得咎甚至躺着也中枪，自然人人都没有安全感，那就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让所有人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既然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法无定法，世事无常，我何必还要遵守法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依法治国从此信用扫地、一文不值，法律的预期规范功能以及震慑功能也就随之彻底丧失了。
所谓师出无名，法律的失序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新公民案、709案还有秦永敏案、广东唐袁王案、刘飞跃、黄琦等NGO的扫荡，还有深圳大抓捕、苏州大抓捕、广东劳工案等等全国各地到处抓人到处维稳镇压，应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不仅跟血债帮有很大关系，也跟新的权贵集团强化极权有关，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地制造事端，将一些民间正常的行为政治化，然后以政权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名突破法律、滥用手中权力，将民间的维权人士、律师、异议人士滥抓滥捕滥审滥判，让这个政权从上到下给他们背书，把整个司法系统和政权都绑架起来，造成官民的进一步对立，然后再强化维稳机制、维稳权力，进一步打压民间，把整个社会推向动荡，他们更有理由推行他们的维稳政策，最终形成这种循环。谁都知道法治的重要意义，都知道只有真正实行法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可是权力掌握在贪腐分子、血债帮手里，他们自知作恶多端、罪不容恕，惶惶不可终日，因此邪恶无法停止，犯罪大行其道！
709的发生无疑进一步揭露了这个社会政治的黑暗、法治的虚伪、人性的阴暗、专制的残暴，让人们对于法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暴虐滥施是专制统治者极度虚弱和恐惧并走向最后疯狂的表现。它还彰显出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民主，法律最终只能成为专制统治的手段，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结果！因此要实现法治就必得走和平民主的道路！
709对消解专制极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较量的一次隔空对战。专制意志几乎每一个回合都完败。近年来，通过一次一次的维权抗争、事件争鸣、街头运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法权斗争，就是利用专制之法激发起人们对自然法和普世价值的渴望和诉求，从立法、行政、司法方面不断消解官僚权贵阶级的意志，促其分裂，籍助人性良知驯化当权者，并不断坚定公民意志让人们告别恐惧，坚定和平民主的信念。维权运动的本质不是维护现法统，而是通过利用现行专制体制的法律体系不断确立和伸张自然正义、自然法的精神，为法治与公正的最终实现奠定基础。
像709事件一样，历次的抗争，当局制造的冤狱不仅没有压制住人民的和平民主、对正义的诉求和向往，每一次公共事件的发生都毫无例外的大大推进了社会启蒙，一次次唤起的抗争在不断接续和不断扩展，使得专制统治事与愿违。
为了言论、思想、信仰、公民各项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各种抗争活动，它的意义在于产生一种既成事实，使得专制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实，承认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普世价值，并习惯于人们行使权利，从不习惯到习惯，成为一种习惯法则，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和平民主的过程，就是从我们习惯他们，到他们习惯我们，从专制统治者慢慢习惯其权力受到制约、受到监督开始，民间不断顶起人权天花板，从每一个公民习惯参与政治、行使权利、主动承担责任开始。
这一过程知识分子承担着人道使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它赋予每个公民更加客观的权利与责任。从近现代政治犯取消死刑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发生政治犯取消死刑的现象，更多的原因不是由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由于专制统治者出于自身身家安危的考虑，出于他们的恐惧为自己留后路的逻辑。法治何尝不是如此？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法治对于统治者比对被统治者更重要些。当很多律师被抓后，愚蠢的统治者可能才意识到这一点。争取这个法权并驯化专制统治者放弃邪恶走向文明，就是和平民主运动的使命，现实，一次次无情地对愚蠢的专制统治者进行教育，让其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专制统治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失败和彻底失效，如不主动做出抉择，则自己的筹码会越来越少，终无退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