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九、号里面的生活，心持正念无往而不胜！
（接上文）我们所谓709的成员在里面穿红号坎，号里面一般刑事犯都穿蓝号坎，死刑犯或贪污犯特殊专案的比如812大爆炸涉案人员都穿黄号坎，病号们则穿绿号坎。红号坎属于级别最高的、管理最严的，我号坎的号码是166号。我知道吴淦是161、幸清贤是169。我在C5监室，他们两个大概一个在C6一个在C7，都离我很近。里面有个比较严格的纪律，就是红号坎之间绝对不能见面，提讯都是分开的。
在看守所里为了控制我们，喝水、解手一举一动都要报告，而且要始终有两个同监嫌犯陪同站桩，监室里的高清摄像头随时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未按规定动作进行，就要责罚监室的嫌犯。我每天要解手时，都要有一个值班的到门前的对讲报告器跟前报告管教我要解手，管教表示同意后，他们就一前一后紧跟着我上厕所，我在看守所为了抵制伙食不够标准，以及看守所向被羁押人销售价高质次的商品，并且还有看不惯里面的攀比之风，一直没有用过一分钱消费，坚持吃白菜漂一年如一日。当然看守所一度也隔几个月给我们派发一些食物和用品，一般送到号里我都给号里的弟兄们分一分，自己也象征性地尝一尝。号里他们要扔掉的发霉的花生米曾是我最美的享受。
我跟劳作和号长发过两次火，我不发则已，一发则不可收拾。记得跟孙号长发火那一次是因为号里门口的系统自动点名，这套触屏系统是我们进去后新启动的一套管理系统，需要输入指纹每天定时点名。由于我按指纹点名一直没有通过，我反复试了10分钟左右，屏幕上有个跳过的选择项，此前几天如果通不过，号长就命令帮我跳过，那一次我自己就跳过了，这就造成号长的暴跳如雷。
他可能一直误判了我，拿我的善良和忍让当作他傲慢专横的资本并意图进一步控制我。我很平静地回到位置上就跟他较起真来，几乎到了动手的程度。我不为所动，那一次我寸土不让，我一点情面都没给他留，当着全号的面发表演说，说什么我最瞧不起那些恃强凌弱的人，遇到强者装孙子，遇到弱者装逼，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有一点绝不缺钙，我们这些红号坎一个缺钙的都没有，你们拿那些官僚权贵管教当回事儿，我从来没当回事，就是习近平来了我也不吊他云云。我还说我就喜欢跟强者干，在弱者面前我就是孙子，我任人骑来任人打。我这个毫不退让的气势最后让号长知难而退了，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当然我在内心里是同情他的，即便他再恶其实我也不想伤害他，他也是受害者，他爱慕虚荣，都快50岁了还跟别人逞强斗狠比胳膊根粗，这本身是他的不幸，他本身也是个弱者，他的无知愚蠢以及他悲催的命运让人同情。
还有一件事就是杀人犯孙某某将要面临开庭时，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将另一件重伤案件也栽到了他的头上，他本就在生死之间，他才35岁，可以感觉到他强烈的求生欲望，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跟他探讨案情帮助他出主意，真是江湖凶险啊，到了要开庭时，他想写一个悔罪书以表达他的态度，我想在做好辩护的基础上搞一个悔罪致歉书还是能为他不死加一点分的，可是他在向号长请求纸笔时（因为号里的所有公共资源都掌握在号长手里，即便你取自己的东西也要向号长打招呼），结果号长没给他，号长的理由是，你既然不认罪一直抗辩何必还写悔罪书呢？这实在不可理喻，因此我下午找机会向号长委婉地表达了我的建议，为了顾及他的面子迂回地谈到了这个事，他当即拒绝了。可是到了晚上，他找了个借口将纸和笔给了孙某某，帮孙某某争取申诉权悔罪书事关生死。
在近一年的看守所生活中，我跟管教的关系还可以。我耐心磨练大半年时间，认为时机成熟了跟管教提出狱所改革的问题，利用他跟我谈话做工作的机会，我根据他在看守所工作了十六七年这一点以及我对他本人的了解，我表示，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各自的角色上有所作为，将来可以不负后人不负历史，我说吴管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有思想、十分正直善良的人，你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工作经验，这个时代需要有想法的人，你的领导上级也一定要选人才、用人才，你不如准备一份看守所的改革方案，一来根据你的工作实际，二来可以利用互联网查些资料，这是无量的功德，无论采纳与否，你一定会有所收获，也无愧无悔。
我说看守所的工作无外乎涉及到这样几点：第一，风险控制；第二，管理成本；第三，人权保障和人性化。我说在不增加风险、不提高成本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人权保障和人性化，这是一件积功累德的事情。我具体提出了号内的管理可以采取管教推荐、号内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号长。首先管教推荐是基于号长候选人必须具备管理经验和熟悉监规监纪，能够很好地贯彻看守所的管理工作，而经过选举，由于有了竞争，就可以实现号内的一定的人性化管理人权保障，同时落选者也可以成为管教从另一个渠道了解号内真实情况的一个机制。否则的话号长一手遮天，一方面造成号内缺乏人性化和人权保障，而且信息渠道不畅，从长期来看为号内的管理埋下安全隐患，所以推荐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真切贯彻看守所的各项政策，而且还能尽量人性化并避免积累风险，当然这也是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施仁政。
最终管教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回到号内将我与管教的沟通告诉一个跟我不错的弟兄，他告诫我你是不是疯了，这无异于挖号长的墙脚。我这个人在里面与人为善又无欲无求，时间长了我感觉在监室里简直成了在野党，号长显然对我有所忌惮，碍于我的存在不至于对号里的弱势群体太过分，有时我明显感觉到他采取一些手段时很在乎我的感受。我想我们这些红号坎的存在对看守所来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些监督制约的作用，或许由于我们的存在，看守所内的人权保障和人性化管理有所提高，我从管教和一些号里人的口中得知，看守所也希望我们的案子早点结案，要么下队去监狱要么出去，因为我们的存在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压力。我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无论人权律师这个群体，还是随着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真正能够对公权力产生某种制约作用，使我们的社会向文明迈进一步。
人被羁押时，胡子、指甲都很少有机会处理，当时被抓的时候正值盛夏，感觉夏秋时节，鼻毛会很快充满你的鼻孔，可是又无法清理，到了冬春时节就没有了。在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毛发的生长，你对周围温度、通风的感知等都要比平时敏感一些，你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为一个生物的自己，同时你也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为精神层面的自己。监禁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深入方式，写作也是一种跟自己深入对话的方式，你从来没有发现你可能是一个可以不断开掘的金矿。
在被监禁中的人可能会有较切实的体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屈服于号长、管教、监狱管理者，因为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看似监狱的管理者可以把被关押者玩弄在股掌之间，被监管者完全没有反抗的可能。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那些监管者他们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被监管者的不利意图最终由于种种因素而无法实现。我只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他们也什么都决定不了。我还知道，有得就有失，有失必有得！没有大苦大难何来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何来大德大能，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场苦难都不会白受的。一切皆有定数，只要心存正念、运用智慧和坚忍、与人为善，终究会度过一场场磨难走出困境。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