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周、林、邓、彭（真）、朱（德）等中央领导纷纷为毛开脱罪责、甘当毛的替罪羊，然而毛从大会上听到的许多代表的发言，和看到的各小组讨论的简报上感觉到了党内潜藏着批评、否定、反对毛倡导的“三面红旗”的种种“暗流”，又看到大会上出现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毛担心这些“暗流”有朝一日汇合起来涌出地面，将对毛的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好大喜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进行彻底的清算，他将被作为错误路线的总代表被赶下台。
毛似乎已意识到与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来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联合起来把他赶下台的异己力量。面对大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暗示毛应当退下的局面，毛为了摸清政治局常委们尽管在大会上为其所犯罪行开脱、顶罪是否发自内心；常委们是否真心拥护自己继续当领袖？毛对此心里还没有底。于是毛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他在会上虚伪地表态：“愿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平息与会代表和全国民众的怨愤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这是毛在今后的清洗运动中决定将邓打倒的主要原因）。但对毛的阴险狡诈、贪爽恋栈有深刻了解的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却表态支持毛继续当领袖，再加上毛自己。这样毛“名正言顺”地继续当他的党中央主席和毛最看重的军委主席。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当时如果刘少奇、周恩来都表态欢迎毛辞去主席职务，趁势召开中共九次代表大会，团结全党，彻底清算毛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国家将避免一场浩劫（指“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
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他们对毛和中共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认识不清。这个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实行的是家长式的封建集权统治，它的本质就是一党一人独裁。这个体制的最高独裁者掌握了军事、政治、经济的一切大权。这个体制与民主宪政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指望一个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国家实行民主宪政；取消个人独裁，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完全不可能的。毛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大独裁者，他深知国家暴力工具军队、情报、特务系统，以及欺骗民众的舆论宣传工具（报章杂志、广播、电影、戏剧等）对维护其个人独裁的重要性。毛通过林彪、汪东兴、罗瑞卿、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把军队、特务、情报、治安和舆论宣传系统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即使在二月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朱、陈、邓、周、刘都表态同意毛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毛也会轻而易举地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把朱、陈、邓、周、刘等及他们的党羽置于死地，然后通过毛掌控的舆论宣传工具向全国民众宣布：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成功地粉碎了以朱、刘、邓、周、陈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就像毛在几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所做的那样。
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把毛搞下去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换朱、刘、邓、周、陈中的任何一个人上台，只要维持中共这种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不变，中国就不可能废除个人独裁体制，就不可能实行民主宪政。顶多只能让中国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比毛时代略少一点，这已为此后中国的现实所证明。毛死后华国锋上台；华下台（因当时的军队掌握在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邓上台当太上皇重演慈禧垂帘听政丑剧；邓之后江泽民上台；江后胡锦涛上台；胡后习上台无一不是实行个人独裁，无一不是实行一党专政，中国至今连异议人士和他们的言论都容纳不下，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宪政的踪影。
毛为保住自己的“皇位”，在自己死后把“皇位”传给江青过渡，最后传到毛的侄儿毛远新手中以实现毛家天下千秋万代世世相传的梦想，毛已决定对自己的手下进行彻底的清洗，以清除毛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一切障碍。这就是几年后毛发动另一场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为深重的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因。
面对毛发动的“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毛撒手不管，让刘少奇、陈云、周恩来、邓小平…等去收拾残局。从一九六一年春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当局在刘少奇等的主持下，制定并实施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变像的包产到户、取消公共食堂等）、压缩工业盲目发展（压缩并下马了一大批盲目扩建和在建的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将近两千万城市职工和城镇居民和他们的家属下放回他们在农村的老家）。
当刘少奇带着常委们的这些所谓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意见去请示毛时，毛正在游泳池戏水，毛知道刘的来意，在水中大吼：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一向在毛面前像绵羊一样温顺的刘，也忍无可忍地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定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为顾全毛的面子，刘说：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公共食堂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还得退够。尽管如此，毛还是认为刘冒犯了他，伤了毛的面子，毛已把刘视为挑战自己地位和权力的最大的潜在对手。
尽管遭到毛的反对，以刘为首的中央常委们制定的“巩固、调整、提高”政策不能全面实施，但还是把农民们从饥饿、死亡的绝境中拯救了出来；把濒临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从绝境中挽救过来。到一九六二年以后整个国民经济才遂渐好转，饿死人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在安徽、河南等饿死人很多的省的许多地方，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有的以种种名义变像包产到户。这种地方到当年底农民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能吃饱肚子，许多农户还有余粮。
笔者家兄，曾参军“抗美援朝”，后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工作。一九六一年在泌阳县邓庄公社某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当包队干部，该大队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又默许农民上山开荒种地，收获归己（那里地广人稀，山坡上能开垦的荒地很多），到这年秋收后，当地农民面貌已大为改观，不仅都能吃饱肚子，还有余粮，劳力多又勤劳的农户有的到过年时还杀了年猪。
这年笔者正在大学读书，因营养不良（实为饥饿）也患了浮肿病。家兄知道后，便写信邀我到他那里去过年，以便吃几顿饱饭，治治我的浮肿病（吃饱饭是治疗浮肿病的不二灵丹妙药）。一放寒假我便乘车到家兄包队的那个大队，和他一起住在大队书记家里，有时也应邀到别的农户家做客，不论是在大队支部书记家里；还是在其他农户家里吃饭，红薯、玉米饼甚至白面馍馍都可敞开肚子吃个够。
在那将近一个月的寒假期间，我终于找回了久违的“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值得反复回味，是没有经历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下的人，永远也体味不到的。在那个期间我终于实现了在学较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同学们之间谈论最多的（也是夜晚梦得最多的）梦想——何时能敞开肚皮吃上一顿像铳子一样硬的饱饭（因粮食定量标准低，还要被食堂工作人员克扣一些，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煮或蒸饭时多加水，致使煮或蒸出来的饭像稀饭，可在饭后的短时间内缓解一下人们的饥饿感，所以吃一顿硬饭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奢望”）。我不仅实现了当时人们何时能饱餐一顿的最大梦想，而且在那个寒假期间几乎是顿顿饱餐。将近一个月的饱饭，不仅使我的水肿病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还呈现出久违的红润。
很难想像泌阳这个一年前还是个饿死了近20%人口的地方，一年后居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的变化。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只是减少了近20%；地还是原来那些地，只是多了一些新开垦的荒地和分给了人们一点自留地。政策的些微松动便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和效果，足见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饿死数千万人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漠视国民疾苦和生命，一心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狂想所造成的。而不是毛和中共所声称的“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民主革命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握，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所造成的。
──转自《民主中国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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