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7月18日讯】文革初期，当红卫兵陷入狂热之际，却有一个19岁的女学生上书毛泽东，指出文革谬误。她为此几乎付出生命代价，却不改初衷。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我们来看王容芬的故事。
1966年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子宋彬彬献上的红袖章。毛泽东还鼓励宋彬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尽管十几天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刚把副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
当天林彪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代表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肯定红卫兵的活动。林彪说，要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战争，鼓动红卫兵坚持到底，砸烂旧世界。
广场上百万红卫兵热血沸腾，但有一个19岁女学生却没有失去理性，她就是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就读的王容芬。
黄万里教授女儿黄肖路：“因为王容芬是学德文的，所以她看的法西斯，希特勒上台的时候那些文献片，纪录片，电影看的特别多。所以她一看，希特勒搞的那一套和毛泽东现在要搞的这一套怎么一模一样啊。所以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
9月24号，王容芬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可以说是文革中最早给毛泽东的上书，时至今日，虽然旅居德国的王容芬自己已经不愿再提起那段历史，但这封信的震撼力仍没有消失。
旅居德国学者王容芬：“那都是过去老掉牙的事了。但是我最近遇到从国内来的人，还是一家党校的人，其中有人过来说，王老师我是您的粉丝。我觉得这个真不简单。就说明我写那封信对他们有影响。因为最早发表我那封信的是中央党校编的书，叫《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他是按那个年代上的，我那是最早的，所以排在最前边。”
而这封信在当时的冲击力更大，19岁的王容芬怀着殉道者之心完成了上书。她一共寄出六、七封。
黄肖路：“她知道这样把信发出去，她肯定要被逮捕和枪毙。所以她还准备好了敌敌畏，把信寄出去以后，她就吃了敌敌畏，准备自杀。结果呢，在她晕倒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了，就被送到医院里灌肠，她就没死。没死后来就给她下到监狱里头了。”
王容芬醒来时是在公安医院，三天后就被送进了宫德麟模范监狱，后来又转到山西关押。她被列为“大案要案”判了无期徒刑。
在被关押期间王容芬受过多次刑，包括狼牙铐、脚镣、背铐等等。但肉体刑罚没能局限精神的自由。即使带着背铐的时候，她也用舌头舔着翻页，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思考其中谬误，形成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1979年3月王容芬被当局平反，无罪释放。被判刑时19岁，出狱时33岁，她始终没有认罪，对文革的评价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更清晰。
王容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希特勒杀犹太人要坏千百万倍。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共产党杀了多少自己的人？而且犹太人死在毒气营里边是几秒钟的事，中国人死是怎么个死法？那折磨的真是惨无人道啊，畜生都不能那么死的，他叫人去那样死。所以这帮人，剩下最后一个红卫兵不上反人类法庭，真的我也死不瞑目的。”
和王容芬类似的，还有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等人。他们都是在文革初期就洞察其荒唐，并直言不讳。尽管生命被抹杀，但至今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人心中，仍远远重于文革中那些呼风唤雨之辈。
采访/常春、秦雪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