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三、709的发生是大概率事件！
709大抓捕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它的发生可以说是必然的。民间的因素往往成为专制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博弈所要利用的一种手段。709冤案的发生大致有这样几个根源：第一，它是统治危机的产物；第二，它是维权运动突破专制统治打开缺口的历史必然遭遇；第三，叛将的阴谋！709案师出无名是一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一场司法冤狱！第四，709导火索──庆安事件──为了尊严，底层社会一次绝望的抗争！
第一，统治危机的产物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当权者面对全面到来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统治危机，反腐用力过猛，权贵们人人自危，专制统治的官僚权贵这一基本盘发生动摇。由于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利益的无限追求，当官僚权贵成为一个阶级，利益板结化、利益固化愈演愈烈，利益垄断成为一种常态，新生的权贵集团必然要与旧有的权贵集团发生利益冲突，同时豢养起来的官僚权贵集团欲壑难填，专制统治集团的内斗、分裂加剧。既得利益格局的平衡因权力再分配而被打破，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新生的权贵集团与旧有的权贵集团、维稳体系与技术官僚集团之间的分裂内斗加剧了专制统治危机，以打压自由派及维权律师来平衡左右赢得攫取权力、巩固专制权力的时间则成为一种选项。
第二，维权运动突破专制统治打开缺口的历史必然遭遇
2000年以来，由于专制体制造成官僚权贵日益成为一个阶级尾大不掉的格局，权贵阶层对权力、经济的垄断以及对民间的巧取豪夺、肆意压迫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全国各地冤狱遍地，百姓诉冤无门。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一些维权律师、公民维权领袖渐渐意识到（其实也是被逼、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在维权过程中只有抱团取暖、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打破官僚权贵利益板结化的现状。以维权律师、维权公民为主体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大陆的现实社会中迅速成长起来。
这一现象的发生有其内在逻辑：尽管当局不断加强对维权活动、公民社会、政治异见还有宗教信仰方面的严格管控进行所谓维稳（维稳维稳，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有多少恶吏借此塞进私货！），无比精明的各级官吏看透了这个社会的本质，由于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官僚权贵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肆无忌惮疯狂利用公权力巧取豪夺无恶不为。不仅行政权、司法权被肆意滥用，各种腐败寻租相互袒护媾和，司法、行政权力利益日益板结化，整个专制既得利益系统几乎靠违法犯罪维系。司法、行政乃至立法上的罪恶日益深重，不断向流氓化、黑恶化发展，沆瀣一气、上下一体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面对这个贪婪的专制既得利益犯罪团伙，求公道、求生存，整个社会寻找出路的巨大现实需求催发出维权律师、维权公民领袖以及整个维权运动的出现。
贪官污吏们在只有利益没有风险时，大家铁板一块，这种联系也都只为私利各自为战。如果维权律师、公民朋友们互助互帮，集中力量展开对个别地方、个别违法官员、恶警采取控告、举报、曝光等手段一追到底、各个击破，让其付出某种代价则完全是可行的。此时个体的受害公民、维权律师联合在一起对付个别贪腐、渎职官员，在现实中则能够产生一种局部的优势，对其构成真实的威胁。个体的公民由弱小变得强大，并且维权公民、维权律师始终占据道义和法律的制高点，这种维权意识从自发到自觉渐已成势。与此同时，尽管一些台前、幕后的贪腐官员可能直接或间接与被“定点清除”、“围观”的贪官、恶警利益攸关，但无论是地方上还是中央的贪官污吏们由于其自身不干净对于其难兄难弟也不敢贸然出手相救，免得引火烧身，往往前台的马仔可能就会倒楣。由于专制权力的垄断、无孔不入，导致贪腐横行、官僚权贵阶级做大的同时内部也时常出现分赃不均而产生分裂与内斗，这就进一步给民间的维权运动带来了现实空间。
当然，对于维权行动而言，这里面有一些具体的对策和技巧，比如：针对贪官、恶警个人而非机关政府、整个体制，不断加大对方的违法成本不断降低己方维权的成本等等。维权律师、公民们对于利用法律、自媒体、行为艺术以及民间力量的整合手段捍卫自身的权利与尊严、推进法治，愈发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当局对此则无可奈何。
这次709事件，官方狗急跳墙，体制内的黑恶势力联合起来，完全置一切法律程序与公义于不顾，彻底撕下所谓“依法治国”的虚伪面具而大打出手，将律师与公民们先抓起来再说，而后大搞文字狱未审先判，大肆进行舆论审判，把维权律师的正常的办案、学术研讨、对外交流渲染成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意图政治化妖魔化，大搞诛心之论，炮制成“里通外国”，大肆展开运动式执法，泼脏水、扣帽子煽动仇视西方、抓汉奸抓特务等狭隘民族主义老套的文革遗风。
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即使为了维系专制统治权力原本也大可不必剿灭民间维权行动，这些维权行动客观上也是帮助其维护既成法统，并对真正危害其统治利益的内部腐败势力产生的威胁给予其选择性清除异己的充分借口和机会。那些清廉的官员、体制内坦荡无私者更无需大惊小怪，无论如何这种维权活动都不会对其造成伤害。但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决策者、执行者一方面为了各自的私利，另一方面长期受到专制思想的毒害，充满敌对思维。
专制统治者为了维系专制集团的既得利益、专制权力，一直以来，妄图让民间社会始终处于原子化、沙粒化状态，将其分而治之，避免民间产生任何组织化或准组织化的挑战。这种典型的法家专制思想、驭民之术、权术阴谋诡计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与现代文明的意识、包容共建、多元互利的建设思维势如水火，专制意识形态并非文明社会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取向，而是一种斗争哲学互害模式。一切只是为了权力、为了江山永固，有不择手段的趋势。比如会出现诸如：“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分化瓦解、露头便打的邪恶之法。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