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1. 酷刑曝光
我回家后的第三天，即2017年1月21日，我兑现了自己在监禁中给自己承诺的一件事，定下的诺言，就是一定要把酷刑披露出去！
我想办法联系到了一直关注709事件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将我所知道的709律师等可能遭遇酷刑的信息披露了出去。当时我的判断是王全璋律师、李和平律师遭受了酷刑（当时李、王二人都尚在监禁当中），根据李和平律师出来后披露的关于他个人的信息，他遭遇了工字链、强制喂药以及各种体罚殴打和各种软酷刑，当然这其中大部分是当局的常规动作，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唯有工字链特别伺候了李和平律师。现在看来，胡石根先生是最有可能遭遇酷刑（电刑等）的重点人物之一，因为这次大抓捕的关键对于官方内部的合法性来说，就是对胡石根先生的突破。
其实，回望整个709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律师与胡先生之间以及律师之间、律师与公民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交集。当然按照官方的思维这可能叫做防患于未然，但是即便防患于未然也应该有个底线，这次官方彻底越过了底线，越线的原因很复杂，我后面要说到，第一是统治危机，反腐用力过猛，当权者在攫取和巩固权力过程中要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要打压维权律师、打压自由派做给保守势力、中共的专制既得利益基本盘看；另一方面，下面的操盘手如叛将傅政华先生等急于表现自己、急于漂白自己的叛将身份转移视线塞进私货。这其中，胡石根先生是否能够按照官方既定的逻辑就范就显得极为关键了，而事实上，综观整个709案的全局，官方对其内部能够拿得出手的政治猛料也不过就是，胡石根先生在七味烧吃饭时说了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可想而知，当傅先生通过非法监听的手段得知胡石根先生在与律师、公民聚餐时发表大逆不道的言论时是一种怎样的如获至宝的心情，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若干年后对于专制统治大厦将倾之时一些爪牙酷吏不择手段丑态百出的表现恐怕会沦为笑柄）。这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几乎就是本案的全部内容，加之胡石根先生的特殊身份，尤其在专制政权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的当口，几句随性而发的话竟成了颠覆政权的罪证。我不知道这个政权到底怎么了，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在21世纪里。
胡石根先生跟我本人只通过一次电话，我跟胡先生的和平民主理念契合，因此胡先生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也慕胡先生久矣。而其他人，我以为都是709案的配角，被生生制造入局的，周世锋律师原来并非维权律师圈的人，但是近几年周律师十分热心于维权事业，当然周律师本人或许有些小把柄为官方所掌握，但是不管周律师过去怎么样，无论如何那些都不足以影响周律师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不影响其大节，都无法改变周律师在关键时刻与广大弱势群体站在一道的历史选择这一事实，其顺应历史潮流争取人权、抵抗专制暴政、争取公道、追求和平民主、追求法治的付出与贡献更是难能可贵，加之周世锋做事比较高调又有实力、有能力、有谋略，他在此事件当中，无疑与胡石根老师成为民间标杆式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必将记录在历史上。
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明确的是，不要说一个律师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即便是重大的腐败分子、过去犯过大错、做过大恶的人，只要今天能够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推助中国和平民主大业、人权事业，为终结专制独裁付出努力，都将无疑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七味烧的一次偶然聚餐成为官方制造709的关键证据，当然维权律师存在一些跟NGO的合作，比如有些项目资金的运用和出境交流学习的情况甚至律师依法办案，官方借机把它们统统政治化，渲染成一种所谓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渲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国家政权，大搞诛心之论，这是十分可笑的，不过是老套的文革遗风，就像贪官污吏们在拚命向海外转移资产移民的同时号召让普通百姓爱国那样荒唐。与此同时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多年来做事比较认真，运用法律武器死磕公权力。如上所述这就是709案所有的“罪证”，然后专案组就在这些“罪证”之间煞有介事的大作文章，把几乎维权律师的一切言行都牵强附会，把大家打包到一起，制造一起惊天大案：“境外资金资助、西方反华势力渗透培植、培训、维权律师与访民互动一起搞颜色革命……”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问题是，如果照此逻辑，那在民间社会又有多少人、多少事可以幸免呢？这势必将造成既然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局面。专制统治者一定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后来专案组为了做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观看翟岩民、胡石根、周世锋、勾洪国的庭审录像以及王宇律师取保的采访视频，我在观看庭审视频时被胡石根先生的眼神所深深震撼并受到启发，做了最坏的打算，其实那个时候，我已开始修炼，不那么患得患失了，只要能修炼在哪里都可以，唯有对家人有些愧欠和遗憾，除此之外别无牵绊。
胡石根先生在法庭上认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他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可以清晰向世人阐述他的政治理念和主张的机会，和平转型的三大因素、五大方案，借助中央电视台等官媒广而告之，我想有朝一日我要是走上法庭，像胡石根先生一样，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把和平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方案诉诸于公，正是应了那句话，求仁得仁，不负自己多年来致力于推广和平民主文化、推进和平民主事业的愿望！当时想过种种开庭时的情景，如果开庭我的家人能到现场，我除了要传达和平民主的信念我无怨无悔，我还要告诉我的孩子们（当时还不知道有个妹妹），我想告诉我的两个儿子，爸爸爱你们，爸爸无法再陪你们捞鱼、逮蚂蚱了，爸爸注定将错过你们的童年时光，可是爸爸希望孩子们记住，良心是任何代价都不能交换的！
到了后来，专案组再来审我的时候，我跟他们明确讲，我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去监狱还是在社会上，都是一样承担责任，对我个人来说，哪个也不轻松。
后来我还对他们说，法治对于统治者可能比对被统治者更重要一些，我们这些律师过去不管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拿起法律武器死磕公权力的行为客观上是维护了现行的这个法统，直至今天我们的坚守也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而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自毁长城，摧毁了你们的政权之基就是现行的法统，说我们颠覆国家政权，最终恰恰是你们正在做颠覆这个政权的事。
除了胡石根先生，出于我对王全璋律师的了解，他肯定也没少受罪，全璋天性耿直，是个痴人，由于他的抗争与坚守还有他的率性而为，在一些没有底线的罪恶集团手中，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那些畜牲的反人类罪行迟早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迟早会受到人民的公审！
我刚出来把酷刑曝出去是有些压力的，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的人可能不会理解，我很珍惜与女儿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好在当时陈建刚等律师已经把谢阳律师的酷刑情况公之于众，酷刑的问题开始在网上发酵，客观上降低了我的压力。
有人可能要问，你是如何知晓其他在押人员遭受酷刑这方面信息的？我觉得这一切都似乎是安排好的。当局为了逼迫我们就范，自2015年9月8日将我们从北京监居场所转移到天津，天津这个监居场所应该在一个武警部队里，负责看管我们的都是武警战士（北京的监居场所也应该在武警部队里，我猜测大概在北京昌平小汤山一带）。记得时常听到周围有放炮的声音，我想那可能会离公墓或者火葬场不远吧？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天在一个墩子上坐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我有几次听到有人哀号，当时的判断可能是江天勇、唐吉田、王全璋他们，现在看来，是王全璋、胡石根的可能性最大（出来后得知，唐吉田、江天勇当时没有被抓）。
转到天津后，我被监禁在08房间，我的对面是11、12号房间（这是在一次房间消毒我被带离时从眼罩缝隙中看到的）。2015年10月1日上午9点左右，我清晰地听到，在我头顶楼上的房间里，有人重重摔到地板上并轻哼一声便没了动静，似乎是动用电刑的情形。自10月1日至10月10日几乎每天我都在深夜听到审讯和有人哀号呻吟的声音，自此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克制自己，想办法尽早出去把酷刑揭露出来，我可以保证这绝不是我的幻觉，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外面的人可以亲临酷刑场所参观一下。709专案天津监居场所一楼08号房间的楼上，一定是一个特殊的房间。我经常听到上面搬移各种设备设施、倒腾过来又倒腾过去，而且还有不断的安装调试的声音，至少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时不知道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在709专案监居即将结束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被批捕前的几个晚上，我在天津监居场所的08房间曾听到上面的房间里有人整理文件的声音，一摞摞文件敦好码齐，上面好像时常有人开会，我经常听到上面的声音。（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