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延安整风运动发展成抓暗藏敌人的运动，斗争升级到“反奸反特”。于是康生带头在西北公学炮制了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王实味的出现，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不安。1942年毛已经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敌人”：“中直、军委、边区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9]
整风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演变成抓暗藏敌人的运动。西北局高干会议是转折的标志。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在会上做长篇报告，他厉声谴责党内有“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毛讲话后，康生、彭真、高岗急忙表态，代表各自主管的单位拥护毛的意见。最后会议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划出清洗人数的比例，包括奸细在内的坏人要占到党员总数的10%。康生在会上宣布，整风转入审干、肃反的清党阶段。斗争升级到“反奸反特”。
西北局高干会议后，1942年夏秋，康生带头在西北公学炮制了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张克勤，学生出身，19岁，是来自甘肃的中共地下党员。康生、李克农、汪东兴、李逸民等人在研究了张克勤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后，决定拿他开刀。在汪东兴的窑洞里，他们提审张克勤，说“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一天审问下来，张克勤坚决否认，双方陷入僵局。汪东兴采用了中共苏区搞肃反时的“车轮战”， 三天三夜不许张克勤休息，审讯持续到第三天凌晨。张克勤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表示愿意坦白。于是，审讯者要什么，他就提供什么。按照康生、李克农的指示，张克勤被迅即“包装”完毕。第二天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让张克勤现身说法，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派代表参加。张克勤按照康生等人的要求，在会上痛哭流涕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参加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在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指控地下党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特务机构。为了立功赎罪，张克勤还供出了十几个“特务”，包括自己的朋友。最后，他编造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表示衷心感谢党对他的“抢救”。
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意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后方四川党、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破坏。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开始了批斗各自“特务”的运动。几乎所有来到延安的青年都成了特务嫌疑犯，因为他们都来自国统区，都曾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由地下党介绍到延安来的。每个人之前写的自传、反省材料恰好可用来作为特务的“证据”。
建立极权制度架构
1943年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会议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0]毛泽东此时大权独揽，集党的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书记处主席于一身。
在中共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设立了华北、华中、陕甘宁晋西北、大后方、“敌占区”等各地区。《决定》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各中央局直接向书记处负责”，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也都直接向书记处负责，就是向毛泽东个人负责。整风之后出来了“三个中心”的提法，即毛泽东是思想中心、政权中心、军事中心。
评语：
其实当时揭露延安黑暗、“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不止王实味一人。王实味那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等人，把自己作贱、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最后的劫难。
王实味之后，没人再敢说真话，人人开始违心说假话，为中共、为毛泽东唱赞歌，绝对服从的党性代替了人性。
1944年6月，有记者访问延安时观察到：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人们“脱胎换骨”了，“以同一的问题，问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
注释：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388。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1。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