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编者按：中共公开的党史称：延安整风是“一个伟大创举”，“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最后确定了他拥有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也是通过延安整风，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确实如此，延安整风运动其实就是整人运动，洗脑诛心，使党内达到恐怖的统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带领国民军一心浴血抵抗。毛泽东则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从1942年春开始，历时三年之久（1942～1945）。包括高层整风和普遍整风两大层面；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抢救运动、甄别几个阶段。
高层整风，对张闻天展开批判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此时延安先后出版了《马恩丛书》12种，《列宁选集》20卷，《斯大林选集》10余卷，还有不少中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高层领导大都投入到读书当中，毛泽东头两年还参加了“延安哲学会”。
在延安的高层领导干部中，张闻天口碑好，很有威信，而且他的理论水平最高，有的干部写文章、讲话不引用毛泽东的话，喜欢引用张闻天的话。人们普遍认为毛的理论水平不如张闻天。
刘少奇在1941年《答宋亮同志》信中说：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1]同年5月，邓小平在一二零师一次会上讲文化方针，没有提毛的《新民主义论》，反而大段引证张闻天讲话。[2]同年8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当着毛泽东的面说：“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 [3] 1940年后，毛逐渐感到，领导人只学马列，而对他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的书并未看重。毛对主持这项工作的张闻天不断责备和批评。[4]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必须对我们的学习来一个根本改造”。毛认为，照以前那样学下去，只能继续立“洋教条”（整风中普遍把马恩列斯的言论称为教条），被他称为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不但立不起来，还会被冲淡和贬低。要进行全党整风，首先应冲击教条主义。
之后，由张闻天主管的马列学院改组，基本停止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清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谓的“左”倾路线，特别是五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教条宗派集团所犯的路线错误”。
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称：“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苏维埃运动的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加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5]
这个发言是“请君入瓮”，果然就有人对号入座。博古两次发言作检讨。张闻天也发言两次，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批评，承认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负责人之一，应当承担责任。到会者的发言几乎一边倒，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批判“左”倾路线错误。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0日以后的几天会议，主要是对张闻天展开批判。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对党内竞争对手列了八大罪状。他在演讲中讽刺留苏派：“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 [6]
接着各学习组聚焦教条主义开展批判，都要表态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教条主义”成了万恶之源，张闻天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书店关门，有人把家里马列的书烧了或者丢进垃圾堆。其他作者的书都没人看了，毛泽东成了圣人，各级干部都匍匐在毛的脚下顶礼膜拜。张闻天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他申请离开中央，到乡下搞调查研究去了。
洗脑、诛心模式初具雏形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宣告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4月20日，毛泽东要求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写出整风笔记。他说：“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整风文件学习阶段转入思想反省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6月，《解放日报》陆续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做示范：
——犯有“经验主义”的高级干部的政治表态性反省。“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曾一度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成为整肃对象。王若飞被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提供了自我反省的范例。
——犯有“教条主义”的高级官员的反省。是指一批留苏、留日、留欧美背景的学者、专家，检讨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表示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心悦诚服。例如，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王思华写反省文章否定了他以往二十余年的研究成就。
——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事干部的反省。
——为中共立过功的元老派的反省。
这几种类型的反省样本在报纸上一经发表，空气骤然紧张，人人自危。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的关键一步——清算过去“过失”的大门已打开，各层干部纷纷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依照样本写出自己的反省材料。材料中必须交代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个人自传、思想变化和党性检讨等内容。
1942年6月2日，中共成立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6月至8月，文件学习进入考试阶段。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后出了四道考题，让每个人总结自己过去犯过哪些“错误”，制定出今后的改造计划。中央党校集中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是整风的重点单位。在考试期间，党校规定学校关门，除星期天外，停止接待来访。
紧接着，每个人被要求反复填表，交代个人历史。在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表的过程中，为了自保，无论同行亲朋战友，人们开始相互出卖。
（未完待续）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注释
[1]原刊登在《真理》第二期，60年代刘少奇修改此文时删去了这句。
[2]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4。
[3]张培霖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页657。
[4]何方，《党史日记》，页115。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326。
[6]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报告记录稿，1942年2月8日。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