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给予陆学斌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有关部门继续审查，同时责令其彻底交代。张恺帆的妻子史迈也遭受批判、行政降级。张恺帆被批斗51天、囚禁207天，发配到淮北农村劳动改造。
张恺帆之所以被打成“反党联盟”成员，是因为当时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段批语。1959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派专人呈送到庐山。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写了一段批语：称张恺帆是跟彭德怀一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后来评述道：“批语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的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尤为深远。”
张恺帆，安徽无为县人，1928年8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上海市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皖中工委委员、来安县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秘书长、皖中（后改皖江）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国共内战期间，任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东线兵团前敌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皖北区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统战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8年，高烧40度以上的毛泽东，发动了导致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的“大跃进运动”。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积极追随者。他在安徽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用土高炉大炼钢铁，盲目兴修水利工程，大刮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安徽省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现象。
当时，安徽省委领导都兼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张恺帆兼任巢县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他在与巢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建深入社队调查时发现，“群众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全是清水煮青菜，只有一点点粮食，情况非常严重”。张恺帆还从安徽省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粮13亿斤，征购7亿斤。张恺帆是无为人，知道无为年产粮食最多7亿斤，如果征购7亿斤，农民将没有剩余的粮食。
在巢县短暂逗留后，张恺帆立即赶往无为县。从1959年7月4日至23日，他在无为县共呆了20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也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9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
7月22日，张恺帆在无为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基层干部动辄打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从上到下，几乎都有。我们有个县委委员，名叫赖风旭，在三官殿打人，同时我昨天还接到一封来信，说他老婆在那里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赖在养殖场里，据说问题很多。宗发有个基层干部，打了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贫农5人。打了之后，还扣人家的伙食，打人的时候，还不准人拉，谁拉就打谁。有个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属到大队要2块钱买棺材都没有要到。他打的人，从7岁到63岁，老少都有。”
为什么基层干部从上到下都打人？因为毛泽东曾夸下海口。1958年9月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或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处，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量是可以超过10000亿斤。”
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全世界。但是，到了年底，各地交不出这么多粮食来，怎么办？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怎么解决？对基层干部来说，只有强迫命令这一条路可走了，于是，打人、骂人、虐待人的风气盛行全中国，安徽省无为县也不例外！
张恺帆在无为县20天，共处分15名干部，提出了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一是吃饭还原，即停办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让社员回家吃饭；二是自留地还原，让社员在自留地里种一点瓜莱之类的；三是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去住，同时，开放水面，让农民养一点鱼或者可以下河捕一点鱼，开放自由市场，让农民可以在集市上做点小买卖。
上面向无为县征调粮食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眼前饿死人的现象是一大片。张恺帆顶住压力，不仅停止粮食上调，还从7月10日至12日，将库存的150万斤大米、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病人和无奶喝的婴儿，还设法弄来一些肉食品供应病人。张恺帆在无为县采取的这些救命措施，竟然被安徽省的某些领导认为是“大闹无为20天”，在毛泽东眼里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行径！
张恺帆在无为救灾时，正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庐山会议召开时。庐山会议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将跟毛泽东写信讲了一点真话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的总头目。1958年，彭德怀曾到安徽农村做过调查，陪同他调查的正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当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大批判之后，有人立即联想到张恺帆，甚至有人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信中的材料就是张恺帆提供的。在中央层面，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在地方层面，毛泽东狠批了张恺帆。庐山会议还没有开完，时任安徽省省长黄岩，立即奉安徽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之命，提前下山，回安徽组织批斗张恺帆。
据张恺帆晚年回忆，他在无为县救灾时，曾希圣专门派人到无为县做了与他的结论相反的调查。安徽省委常委宋孟邻等人到无为县，“凡是我调查过的地方，他全都重新‘调查’一遍；凡是我说情况严重的地方，他都说不怎么样。他避着我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宋孟邻当着我的面不敢讲什么，却背后放空气：‘张某人肯定要犯错误了，他大闹无为20天。’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无为解散食堂，他们已经派高鸿（安徽省委常委）专程把我写的反映无为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送到庐山给曾希圣、黄岩看了，宋还背着我找白犁平（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夏云（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
黄岩回到合肥，见到张恺帆时。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去无为是先见之明，第二句话是，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问题，不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县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不，无论无为有无问题，先批斗你再说。”在黄岩看来，无为县饿死人算什么，反正我的家人又未饿死，也不会影响我的乌纱帽，开斗争会晚了，可不得了，跟你划不清界线，那可犯的是路线错误，是万劫不复的！从此，张恺帆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最后，与时任安徽省副省长陆学斌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1959年中共国庆的前几天，张恺帆一家人被下放到淮北农村劳动改造。这之后，他还被秘密囚禁207天，调查他1949年前坐牢的经历，准备将他定为“内奸”。张恺帆遭批斗后，安徽农村的情境每况愈下。无为县刚刚升起的一点点希望很快破灭了。
作家丁人卜在他的著作《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披露，在当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中，无为县这个频临长江的鱼米之乡，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1958年至1960年三年（1961年未统计），全县982979人中，饿死32万多人。无论按绝对人数，还是按人口比例，在县一级，无为县饿死人的总数，可能是全国第一！而整个安徽省农村1961年较1958年减少了449万人，如果加上1961年、1962年的死亡人数，安徽至少饿死500多万人！
张恺帆回忆说：“群众在挨饿，农村在死人，曾希圣却在两三年中，大兴土木，任黄岩为总指挥，大建别墅。在岳西县石关，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别墅群，每个省委书记处书记都有一幢小楼，花费巨大，还专门为毛主席修了一幢房子，当然是很考究的。”针对遍地饿死人之际曾希圣等人的胡作非为，张恺帆有诗云：“画栋深山里，哀鸿大路边。石关关不住，民怨己冲天。”岳西石关在何处？大别山区一个贫困县的交通闭塞之地！
根据己知材料，至1959年，中国大陆因饥饿非正常死亡人数为522万。虽说数量巨大，但比起到1962年全国饿死3755万，这个数字还只占其中七分之一。如果1959年秋的庐山会议能及时纠“左”，1960、1961、1962年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很多人！可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泽东，居然加大反右倾和大跃进的步伐，除了打倒敢于讲真话的彭德怀等人外，还对张恺帆在无为县的救命之举，作了极严厉的视为反动的长篇批语，并传达到全国各地。
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打倒张恺帆等人之后，又在全国打了6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各级政府和每一个官员的怜悯之心，也阻断了中国农民的自救之路，直接导致1960年饿死1155万，1961年饿死1327万，1962年饿死751万，饿死总人数高达3755万的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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