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反党”、“反革命”的帽子非常容易就会被扣在头上，没有丝毫野心、“忠心耿耿”的功臣也绝不例外。
中共党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反党集团”：“高岗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等等。但只要看看内部档案，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刻意制造出来的。
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完全是子虚乌有。高岗在受审查时说：“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
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说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批评的观点是从刘少奇讲话中挑出来的，听者心知肚明，毛、刘分歧已公开化了。
毛泽东设立中央政府计划委员会重用高岗
根据毛的建议，195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上调各中央局书记和一批领导干部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共中央政府的领导，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机构与职权。进京的五大区书记是：东北区高岗、中南区邓子恢、西南区邓小平、华东区饶漱石、西北区习仲勋。这五人中，高岗的职位最高，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11月，成立中央政府计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经济计划工作。新成立的中央政府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高岗出任计委主席。
毛泽东看好高岗，认为高岗对他的意图领会得好，接受得快，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毛泽东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经验，要各地向高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毛泽东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毛对高岗说：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10月8日，高岗到京上任。当时，高岗办公室安排在一层，正对着毛的办公室。高和毛见面很方便，两人私下交谈机会很多。从高后来自我检查反省中可以看出，他们谈过不少“私房”话。
谈话中，毛对刘少奇特别不满的有这样一些大的事情：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1945年秋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和患病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1947年在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刘少奇是搞白区工作的，没有建设根据地经验，对农村农业合作化的错误批示；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对资本家剥削的错误言论；主张确立巩固新社会主义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审阅，就印发中央文件。
毛泽东不止一次向高岗谈这些问题，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毛授命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
1953年春夏之交，毛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高岗离开毛泽东住处后，直接到陈云处，把事情告诉他，说：“看来，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这可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呀。”
陈云深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乱讲。”
高岗认为陈云很“有才干”，把陈云当成“圣人”，信赖备至。到中央后，高岗和陈云几乎每天见面或通电话。1953年4、5月间，毛不止一次地对高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万一他不在了，怎么办？这话也对别人讲过。这次高把毛的担忧及毛想设中央总书记问题告诉了陈云。
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
高岗说：“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毛泽东的怀疑，做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应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分析了中央几位能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和林彪。朱德“德高望重”，可惜年纪大了，林彪年轻，但身体有病，“建国”后长期休养，不会承担这个重担。
高岗说：“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你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以上这些话是高岗自杀未遂之前给毛的绝密信，交代了上述谈话，表明他的确没有“篡党夺权”的野心。
邓小平向毛报告：高岗“搞非组织活动”
高岗接受陈云的建议，心甘情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为其“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做一件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高岗很快行动起来。
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到南方休假期间和其它场合，都利用他与地方和军队干部接触的机会，散播毛对刘少奇不满的意见。说刘少奇“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不经过毛主席就擅自乱发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
这些只是毛酝酿中的事情，高岗打着毛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帮了倒忙，过早暴露了毛的意图，破坏了毛的部署，使毛很被动。毛非常生气。
1953年12月15日，中央领导小组开会，毛泽东说：“今天开会只有一个议题，我要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
周恩来首先表示：“按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是少奇同志主持嘛！”
刘少奇说：“我看还是轮流主持好。”
高岗马上表示赞成轮流。
接下来，邓小平、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表示轮流好。毛见一时定不下来，便说此事下次再议。
散会后，高岗走在邓小平身边，说：“少奇政治上不稳定，不宜主持中央工作，还是轮流好。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邓小平反驳说：“少奇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
后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告，说高岗“搞非组织活动”，“高岗找我谈话，拉拢我”。
陈云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
陈云原与高岗私下议论时，表示毛不在北京时，书记处几位同志轮流主持工作好。在会议上变卦，高岗很生气。会后，高岗质问陈云：“不是说好轮流了吗？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陈云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危险。随后他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说他“平时和他说过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高岗想拉他一起干”、“封官许愿”、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
毛泽东权衡再三 决定联刘弃高
毛泽东清楚陈云与高岗的关系很亲近，在反对刘少奇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陈云反映的情况亦可信。此时，支持高岗、支援中国的斯大林已去世。刘少奇的错误是公开的，刘少奇已经承认，高岗不承认错误，背着他在底下搞了什么，毛不得而知。反复考虑之后，毛决定改变策略，由联高反刘变为联刘反高。
此后一连几天，毛同陈云、邓小平、周恩来谈话，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谈话，同刘少奇谈话。这些频繁谈话，都是围绕如何解决高岗“阴谋反党”问题打招呼。这时，毛已给刘少奇交了底，表示对他信任，无意改变他的第二号人物地位，让他准备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一致对高岗展开斗争。他要刘少奇、陈云一起同高岗谈话，如果谈得好，就化干戈为玉帛，使毛在刘少奇面前不失面子，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但高岗不懂毛的心思，他认定毛既然要把刘少奇拉下来，同刘少奇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刘少奇、陈云各作自我批评，分别谈了一个多小时，高岗只谈了半个小时，应付了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
1953年12月22日晚，毛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高岗仍不检讨。毛批评他当面不讲背后乱讲，认为他已无可救药。当晚，毛又找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决定解决高岗所犯的错误问题。
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他没有点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前可罗雀”这句人人皆知的话作了注释，谁都明白其所指。
毛泽东放了把“火”之后，当晚就乘车南下，到杭州等着看结果。
周恩来主持揭发批判高岗 高岗自杀未遂
26日午夜，毛到达上海。27日下午即去陈云处，听取陈云汇报到南方调查高岗南方休假期间的活动情况，特别是林彪的态度。林彪说：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作了大量工作，这时候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但最后也表示不支持高岗。
1954年2月，按照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召开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揭发批评高岗和饶漱石的错误。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从1954年2月15日到25日，开了10天。发言的人有反戈一击的，有交代检举的，有划清界限的，有歪曲事实、胡编乱造的。围攻、揭批、狂言恶语、无限上纲上线，一股脑向高岗头上砸来。到会者一味地叫高岗交代自己的罪行，不容他作任何解释和申辩。高岗抬不起头、喘不出气。座谈会开到第3天，高岗自杀，未遂。
高岗自杀前，应他要求，经中央同意，陈云来到高岗家做他的思想工作。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发生了争吵。
陈云说：“毛主席发脾气了，现在还在气头上，一时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毛主席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高岗一听就火了：“我没有野心，没有反对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我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想让他当主席接班人。这一点你最清楚。况且反对刘少奇又不只是我一个，你也是一个主要的，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们都说了反对刘少奇的话，你叫王鹤寿给我送材料，你还从东北派人给我送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为什么叫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我跟你们不一样！少奇有错误，但已作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嘛！”陈云辩解。
高岗说：“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你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一干二净……”
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 ：“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有看透你！”
陈云：“像你这样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摔在桌上，愤愤而去。
2月16日的会上，陈云发言同高岗最后划清界线：“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听着陈云的发言，高岗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愤怒到了极点，但他仍很清醒，不能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让他办的事抖出来。他没有和陈云争辩，也无意去争辩。什么阴险呀、野心呀、反刘反党呀，随他们去说吧，不就是个死嘛！……
邓小平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
这段时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同样坐卧不安，心情紧张。当他听到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时，既震惊又气恼，“告诉高岗，他的错误严重，自杀更是错上加错……必须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1954年7月中旬，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发表时，高岗看到报纸没有自己名字，绝望了。17日，高岗服用大量安眠药片，自杀身亡。
得知高岗自杀消息，毛非常震惊。他仔细地询问道：人死了吗？当确知高岗已死，他又询问了死因，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死后，邓小平开始平步青云。1980年3月19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比较抬得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经济的大权都拿去了。高岗又从毛泽东那里探了消息，摸到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刘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
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因某种原因是有保留的，但却部分地反映了事件的真实情况。
文革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但“高饶事件”却是个例外。邓小平讲话后，虽然抹去了这一事件的“集团”、“联盟”字样，但“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
评述：
高岗是毛宠信“功臣”，他与刘志丹共创陕甘根据地，参与辽沈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时，他使朝鲜战场“不绝粮道”。然而，在中共的历史上，任何人都可以被扣上帽子成为权斗的牺牲品。而且，也只有在中共政权，一个人自杀都荒谬地会被当成罪名。
高岗事件说明，连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级别的领导者，都没有基本的公义与诚信。在血腥与龌龊的权谋中，人人自危，人人为了自保而随时会诬陷他人，每一个为中共站台、为暴虐统治者捧场的人，暂时也许会受宠重用，终究会成为殉葬。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