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卧底间谍对中共窃权的重要作用,中共是不能大书特书的。历史揭秘显示:毛泽东的所谓“天才军事谋略”,不过就是偷盗国民党的高级机密、窃取作战计划而已,所谓“一纸能抵百万兵”。
中共军界曾有个内部资料片,叫《到目前为止尚不能公布的功勋》,讲的就是在蒋介石身边的特工沈安娜。她在国民党卧底长达15年,没有暴露身份,中共建政后,对这位“功臣”也“一直隐蔽”,鲜有宣传。
沈安娜晚年曾罕见现身在中共建党80周年纪念的一个活动上。有位记者屡经周折才得以采访她。采访时,两位“国家安全部的保卫人员”作陪。当记者问及辽沈、淮海战役时,沈安娜说:“历史,该解密的可以解密;不该解密的还是不能解密。”
无论怎样曝光,现在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但这一角也让人对中共宣称的“历史”有所怀疑了。
周恩来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1]
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的沈安娜,曾在上海学习速记,20岁加入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并由周恩来亲自派到蒋介石身边潜伏。沈安娜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隐蔽长达15年,其中有11年是在中央核心机关进行地下谍报活动。
1935年1月,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
据她自述,1938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轮流找她面谈,对她“进行教导”,要她“安心做好情报工作”。后来周恩来亲自布置,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做情报工作。
之后,沈安娜利用各种机会,将黄绍肱、宣铁吾的报告,国民党当局的围剿计划、军事措施、军事力量部署、军事建制、对红军游击队的分析估计,以及有关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等,都设法搞到摘抄下来,陆续送给中共情报机关。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是由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中共的除了毛泽东外,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朱家骅让秘书通知沈安娜,叫她随机要处的老速记员一起到国民参政会上去担任速记。沈安娜第一次坐到了高层会议的主席台上。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相关会议文件。蒋介石在大会上作报告时,沈安娜就坐在离他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做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沈安娜接触到国民党两个重要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她迅速把文件转给周恩来。当时中央党部还没有给国民党内部发放,中共就已经拿到原文件。后来根据沈安娜以及其它来源提供的材料,中共编写了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沈安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沈安娜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每天都通报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掌握了谈判主动权。毛泽东对此曾说过:“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每天晚上的国民党代表党团会上,都讨论第二天如何对付共党的策略,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机密细节,甚至现场开会的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她都毫不遗漏地记下。会议一结束,沈安娜就连夜把这些情报送交南方局,及时传给中共中央。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沈安娜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尤其是蒋介石的一言一行都被她提供给中共。“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2]
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蒋介石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沈安娜只好搁下手中的笔,在心头默记,等到休息的时间便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
每次情报都由沈安娜交给她的丈夫华民之,再交给上级领导吴克坚,然后直达周恩来手中。1946年,对沈安娜提供的紧急情报,周恩来给予“迅速、准确”四字的口头嘉奖。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南撤。吴克坚通知沈安娜夫妇,让他们相继脱身。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已换为陈立夫,陈立夫指示机要处长带走最优秀的速记员沈安娜。当时沈安娜推托说要回上海看一眼家人,然后一去不归。 后来,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直至离休。
评述:
沈安娜在弥留之际,曾经喃喃自语:“我已经暴露了,赶快从后门走,……”可见她在早期地下工作时的紧迫感、危机感一直伴随她,不得安宁。
她生前曾宣称自己“一辈子献给党的事业,直至生命!”看到这个被她“一纸情报”而改头换面的国家,看到中共窃政后种种惨烈的政治运动,看到为“党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同行们一个个被关进监狱,被下放、被整死,不知其内心深处有何真实的感想?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注释:
[1] 1950年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1991年出版,第95、99页。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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