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风，从远方吹来，拂过译者的生花妙笔，倾听家书的娓娓述说，卷起彼时的创伤悲鸣。
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底楼南面，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傅雷种植了50多种月季，是阖家静享花趣的好地方。
1966年8月30日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闯进了他的家，四处搜寻“罪证”，把他精心培育的月季一株株连根拔掉，也拔掉了他最后的希望。9月2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被拖到家门前，被迫站到凳子上，头戴高帽，任人指点羞辱。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似无尽头。于是，他必须走了。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傅雷， 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翻译了34部法国文学著作，15卷的《傅雷译文集》共计约500万字， 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钜着。傅雷首先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给华人，所以有一种说法：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而傅雷的翻译强调“神似”，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被译界誉为“傅雷体华文语言”。青年时代的傅雷被友人称作，是一个个性张扬、无与伦比的天才翻译家。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和法文。傅雷在24岁时翻译了《罗丹艺术论》，26岁撰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文章中不仅分析世界经典绘画、雕塑名作，还涉及相关的哲学、文学、音乐、社会和历史背景等诸多层面，显示出过人的艺术修养。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发表。傅雷在《译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作为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文人，傅雷的内心有着“士”的清高与不屈，他曾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当年国共内战结束，本已去香港避难的傅雷夫妇，带着对未来的期许回到大陆，据画家陈丹青表示，傅雷回大陆时带着毒药，意思是如果局面好，就给国家干，如果不好，宁可去死。
1949年后，傅雷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 在自己的书房内，潜心于文学翻译。他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等多部作品。而在书房之外，中共的政治运动令傅雷感到难以安心。
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给画家黄宾虹的信中写：“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
此后的一段时间，傅雷开始向“党”靠拢。他积极参政议政，慢慢学着去适应所谓“新”社会的政治气候。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 ，写了大量文章。
1957年，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批评“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 。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傅雷写出这些文章，理想地认为，这样跟“党”走就能摆脱捱整的厄运。不料，事与愿违。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
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批判傅雷。当年12月，傅雷夫人朱梅馥在给长子傅聪的信中提到，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极度痛苦。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当天，傅雷深夜未归，朱梅馥忧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开。当傅雷终于进门后，他和妻子相对无言。不知过了多久，他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被划为“右派”后，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后来，傅聪迫不得己，离开了同是共产制度下的波兰，出走英国，成了背叛中共的“叛逃”之人。
这个曾经在18岁时带头反学阀运动与护校派对抗，29岁时与美专校长刘海粟公开决裂，31岁时因意见不合就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吵翻的倔强的傅雷，在此时的内外交困中开始不知所措了。
在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重看傅雷之死》中，作者分析了此时傅雷的绝望心态与日后走向悲剧结局的必然。
“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是傅雷夫妇的最终抉择。”
傅雷从此深居简出，不问世事。但是，由于顶着“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译著被延迟或拒绝出版，而他又坚决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后只得依靠“预支稿费”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在《重看傅雷之死》一文中，作者写到：
“ 身体每况愈下，翻译事业无法继续，经济收入逐渐切断，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绝望之中。这只不过是下一个政治洪流的序曲，更为癫狂的文化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这场运动刚一拉开帷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择。”
1966年上半年，政治运动的风声加紧了。有一天，傅雷对前来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自此，“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涛从北京席卷全国。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教师1,231户。
1966年8月30日，红卫兵开始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画作、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最后，他们进入阁楼，发现了两件“反党罪证”。
对这一事件，吴过在《红卫兵档案》里有如下记述：“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原来，红卫兵们在阁楼上找到了一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的箱子，敲开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箱子里还有一本旧画报，上面有一幅宋美龄的照片。这只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从未打开过。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在“打倒傅雷”的大字报的“烘托”下，人们围观、嘲弄，甚至参与批判。
就在那天的夜晚，傅雷冷静、细致地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之事，不愿连累他人。伉俪情深，共同赴死；虽才情万千，却凄凉落幕。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一床用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于铁窗横框。他们事先把棉胎铺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时发出太大的声响……。
两人留下一份遗书，委托朱梅馥的兄长朱人秀代理身后事宜，其中包括9月份的房租55．29元、火葬费现钞53．30元，以及留给保姆周菊娣的600元过渡期生活费等。娟秀的小楷，记录了他们最后的话。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傅雷夫妇居住地的一位警员左安民说：“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两百多户被抄家。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
傅雷夫妇去世后的一天，一位喜爱阅读傅雷的译作但与傅雷素不相识的女子江小燕，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自杀死后不准留骨灰。出于正义感，冒着生命危险，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下来。
之后，江小燕被上海市公安局抓走、被审讯了一整天。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没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后12年，江小燕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轰动一时，感动了百万读者。此书收录了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儿子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傅雷的二儿子傅敏编辑而成。纸笔互动，传递着长辈的谆谆教诲、款款深情。而在书简背后，却隐藏着大儿子傅聪的痛苦出走和二儿子傅敏在政治运动中的痛不欲生。
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捱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而在二儿子傅敏的记忆里，埋藏了更多的折磨。当傅敏接到父母亡故的噩耗时，心如刀割，欲哭无泪。那时，傅敏在给一位同学的信里，表达了对“文革”的不满，因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关在北京一中的“土监狱”，几次自杀未成。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扫落了中国的文化精英。才华横溢的他们，一个个走向生命的终点，悄无声息。
我们在这里反思，是因为由中共造成的一次次历史悲剧今天还在继续着，我们在这里回顾，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让生命不再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