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据印度媒体新德里电视台报导，在中印边境陷入僵持局面之时，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金砖领导人会议上会面。
报导称，习近平与莫迪会面期间，赞扬印度“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赞赏印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并祝福印度取得更大的成就。
而仅仅在一天之前的7月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暗示习近平不会与莫迪见面。也同样是这位发言人，在近日关于香港的言论上引起轩然大波，其声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不再具备任何约束力。此言论与习近平访港会见民主派人士的讲话不同调。
中共外交部声称，印军越境事件“性质十分严重”，挑战了中国的主权，践踏了国际法准则，中国应该给予坚决地回击。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印军非法越界践踏国际法准则》，指责印度。
中共外交部近期以来，连续发出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重大场合习近平不同调的言论，不符合中共外交惯例，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顾一些背景和历史。
习近平与印度的外交风云
近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军队在两国边境地带发生了较为罕见的近距离对峙事件，至今局势仍未缓解。这是1962年中印战争以来，发生的最长时间的一次对峙。中共官方媒体也对印度发出了较为严厉的指责。
习近平上任之后，一直缓和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展开柔性姿态的外交策略。中国与印度之间出现的紧张对峙局面，明显有悖于习近平当局的外交努力目标。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样的现象，此前在习近平身上已经发生了两次。
2014年9月17至19日，习近平出访印度，此次会晤被视为两国关系突破点，期望甚高。但就在印度总理莫迪款待习近平的宴会开始前的一个小时，有800名中共军人突然越过中印边境线3公里处驻扎，被印度媒体称为“入侵”。中共外交部也确认了此事。
《福布斯》评论表示，观察者无法解释这一切。是失礼还是故意的，但是什么目的呢？显然这是在中共最高统帅内部或政权内的一些高级干部试图削弱习近平。
在习近平出访印度前，9月16日，中共驻印度大使魏苇突然被免，这在中共外交史上“绝无仅有”。
习近平结束访问回国后，9月21日，立即召开中共全军参谋长会议。与会中，习近平强调“强化号令意识”、“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等，并开始严厉整肃军队。同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福建古田召开已中断15年的高规格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首次公开批刚刚被查的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要求全军要肃清徐案的影响。之后，有大批“军老虎”被宣布落马。
2017年6月，习近平将要访问中亚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的前夕，中共一架直升机飞过中印“边界”北阿肯德邦的中印争议地区印度实际控制一侧。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对此表示，这是典型的侵犯领空事件，印方必须对该问题进行申诉。印度政府也明确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在未来印中首脑会晤时，将就此事件要求习近平做出解释。
这种尴尬的局面，与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个人密切互动，形成鲜明对比。连续几年，印度总理莫迪都祝贺习近平生日。比如2016年6月15日，莫迪当天早上在微博发文，祝贺习近平的生日，并配发了和习近平握手的照片。
江派外交部
中共外交部长期一直以来把持在江派手里，从1993年至2013年的四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唐家璇、李肇星、杨洁篪都隶属于江派，尤其是曾在1998年至2001年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是江泽民向海外输出暴力的得力干将，并在外交上为江迫害法轮功站台并监控胡锦涛。
习近平上任后，面临的最大的压力和危机其实并不是在外交方面，更不是外部压力。相反，压力和危险来自内部，主要就是中共内部江泽民集团针对习近平采取的连续的政变夺权行动。习近平上任近5年来做出持续的反腐和打虎行动，就是对江派政变夺权的回应。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习近平执政后在国际上外访不断，修睦与美国等大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与日本缓和关系。
江泽民集团通过对中共外交系统的掌控，利用外交系统制造国际事件给政治对手施加压力，或是影响操控中共内部政治博弈。习近平上任后，江派也一直在这样操作。
胡锦涛的教训
从胡锦涛的一段遭遇，可以看出中共的外交系统完全被江泽民控制。
2002年初，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国家主席前夕，访问美国，美国以准国家主席身份接待他。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出版的名为《我的岁月：个人及政治回忆录》的书中介绍，美国副总统切尼想知道胡锦涛的真实想法，把胡锦涛请进书房进行一对一的谈话，但客套话还没说完，突然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闯了进来。
切尼的幕僚当时曾经很礼貌的试图阻止李肇星，并解释说这是一对一的会谈。可是李肇星不管这些，硬是闯了进去。而且坐在切尼与胡锦涛中间。据报，此事令胡大为恼怒。
2004年初，江泽民还位居中共军委主席时，美国副总统切尼访问北京。从华府启程前，美国总统布希请切尼转达一项敏感信息给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因事涉敏感，布希要求切尼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转达。
在官方正式会谈后，胡锦涛与切尼在另外的房间举行了一对一会谈，期间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骚扰，切尼以为自己圆满完成了总统交给的任务。
当切尼满脸堆笑地走出会议室后，幕僚悄悄告诉他，就在隔壁房间里，一堆人聚在一个音箱旁，聚精会神地倾听他与胡锦涛的会谈内容，“私人会谈”变成了“现场直播”。“我以为进行得很好”，切尼后来在回忆录里沮丧地写道。
2007年4月27日，李肇星外交部部长的职务被免，由杨洁篪接任。
显然，习近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外交部与习不同调原因
2013年3月，王毅获得习近平信任，接替杨洁箎，出任中共外交部长一职。
习近平上任后，外交部高层至少发生2次大调整，如原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被调任外交部副部长，外界认为这是习近平当局向外交部“掺沙子”，不再允许外交部高级官员“近亲繁殖”。
2015年1月初，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张昆生等多人遭免职或调查。张昆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首个落马的高级外交官，张昆生曾是中共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秘书。
在习近平执政近5年之后，中共外交部在重大国际事件和场合竟然连续发出与习近平不同调的言论，其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可能是中共外交部的官员并非有意，只是完全按照中共外交系统运作的惯例来发言和行事，这是中共体制惯性运作的自然结果。这些官员在中共的体制下，也只能局限在中共体制的语言和思维，去采取中共的僵化的斗争策略。
当习近平希望或是一旦采取了不同于中共惯有的斗争外交方式，就会遭遇中共体制本能的抵制或掣肘，外交部与习不同调就是这种状态的反应。抛开了中共原有的策略和方式，这些体制内的官员，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做。
第二、是习近平与江泽民集团在外交领域激烈搏击的具体表现。特别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十九大后江派在中共政治上的势力面临全军覆没，如今正在抓紧最后的机会制造乱局自救，企图翻盘。江派纠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和中共内部和各领域部门的残余势力，在多方面对习近平展开超限战，继续政变夺权行动。
可以想见，在中共体制的持续运作下，类似于外交部与习近平不同调的现象与事件，很大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中共体制本身对习近平执政所造成的障碍和阻力，以至维持中共体制最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