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29日讯】在西方，共产主义的推广并未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进行。事实上，它打着“后现代主义”的旗号潜入社会，以期通过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知识和真理皆为社会建构的观点，来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
在后现代主义的作用下，新一波的怀疑论冲击着西方社会基础的哲学、文化、历史以及所有的信仰和机构。
Jordan Peterson是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介绍了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景。他说：“当古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经济论受到彻底的质疑后，当时的情况是：除非一个人绝对堕落，否则没有人敢于公开表态支持。上世纪70年代，后现代哲学兴起并成为时尚。”
Peterson说，若要了解当前社会的情况，必须探讨后现代主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后现代主义，实质是旧式马克思主义的一件新衣” 。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连法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是个坏东西。”自那时起，共产主义者便变换了手法，将他们的学说更名，披上了“后现代的伪装”。
Peterson说：“所谓的‘身份政治’学说就是从那里衍生而出。”自那以后，后现代主义如“野火般传播”，通过耶鲁大学的英语系，从法国传到了美国，再传到各地。“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是：自然与经济景观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斗。它认为，经济制度将奴役人们，让他们受到压迫。”
事实不断证明，共产主义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在20世纪，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付诸实践，“结果是绝对的凶残可怖”。Peterson说：“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具破坏力的经济和政治学说。”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在共产主义的系统谋杀下，有一亿多民众惨遭杀害，这比阿道夫•希特勒的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
Peterson教授表示，在学校，对于共产主义灾难的全景，学生们鲜有认知。“有关苏联在1919年到1959年期间斯大林和列宁的统治情况，我的学生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政权杀害了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人，而且折磨和残害了更大数量的民众。至于毛泽东（的暴政），就更不用提了。”
到了60年代末，一些法国知识分子，比如让−保罗•萨特，都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实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还是别的变种──都是“绝对的灾难性的失败”。
然而，共产主义者并未抛弃他们的理念，而是给它冠以新名、描绘了新面孔。“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不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60年代末，你不能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称自己为人。”
Peterson指，后现代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上。“他们换了个手法，不再挑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去对抗资本家，而是鼓动受压迫者反抗压迫者。这样一来，需要识别‘受压者’和‘压迫者’，然后在新的名称下继续走那条老路。”
他说：“后现代主义不再只关注经济学，而是在乎权力。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而言，一切都关乎权力，因此他们才十分危险。如果某人只相信权力，那么他（们）所感兴趣的就是获得权力，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没有逻辑，没有调查，没有协商、对话或讨论。不去交流想法、达成共识。只有权力。”
“自从7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的伪装下，我们看到了‘身份政治’在大学里的快速扩展，现在它已经支配了所有的人文科学──我可以说，人文科学已经死亡──而那占据了社会科学的绝大比例。”
“我们一直在公开地资助那些极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左派思想家，他们一门心思地想要瓦解西方文明的最基础的架构。这可不是偏执的妄想，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目标。”Peterson说，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念。他认为，德里达“研究出一套尖锐的反西方的哲理，为激进的左派所追捧钻研”。
“这种激进的、后现代、共产主义的学说标榜身份的重要性，例如种族身份、性身份、性别身份或其它某种群体身份。信奉此种学说的人已经控制了大多数下层到中层官僚机构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即使在美国，大多数政府机构已经转而倾向共和党一边，但后现代主义仍然渗透了中层至上层的官僚机构。”
Peterson总结说：（后现代主义）的危害极大，怎么说都不夸张，“而且，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里，程度之深，绝非危言耸听”。
———转自《大纪元》（英文大纪元记者Joshua Philipp报导/戴安编译）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