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此事与中央电视台2016年1月14日一则涉嫌造假的新闻有关。针对这则攻击法轮功的央视报导，山西、河北省共十六人于1月18日依据《信息公开条例》联名去信央视要求公开该则报导的事实依据（详细内容请见：莫道人间总不知（一））。
然而，央视却对申请者之一、山西朔州市怀仁县的法轮功学员张树勇报复陷害，怀仁县公安局于2月16日以风马牛不相及的“刑法300条”为名非法绑架、抄家，并对张树勇施加打毒针、毒打等非人折磨。
对张树勇的迫害牵连了其他联名者，因此他们于2月20日向国务院杨晶秘书长举报央视违反《信息公开条例》并对申请公开人报复陷害的行为，并于同日要求央视公开对申请信息公开者进行报复陷害的责任人。
由于怀仁县公安局以“省里下令”来恐吓张树勇的家属，其他联名者复于2月22日致信山西省长楼阳生，举报怀仁公安的非法行为，要求核实省里是否下令对张树勇报复陷害，并要求省政府按照《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对举报人提供保护。
当程海律师告知张树勇家属张树勇受到酷刑折磨的时候，众人愤慨于政府一再强调依法治国、习近平要求公安执法规范化的情况下，山西公安依然使用多年来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残忍手段，因此于3月14日联名致信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书记王岐山及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要求政府立即禁止、调查、追究司法部以至政法委、“610”用“转化”名义残忍迫害民众的犯罪行为。
信中写道：“千年易过，‘转化’的罪恶难书。在迫害法轮功之前，‘种族灭绝’被公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种族灭绝的目的是对肉体的残害与消灭；毫无疑问，那是惨绝人寰的。而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对肉体的残害与消灭只是手段，精神的毁灭才是其目的。连手段都是惨绝人寰的，目的之更邪恶就可想而知了。
“希特勒为了‘最终解决’犹太种族，指使纳粹医生、纳粹科学家研究毒气室、焚尸炉等，目的要人死的快、杀的多。而在江泽民‘对付法轮功怎么都不过分’的命令下，‘610’、政法委辖下的恶警们折磨法轮功学员时叫嚣的是：‘我们是地狱转生的小鬼，就是要折磨得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目的是将痛苦加剧、延长到极致，逼迫法轮功学员在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中择一而亡。
“人别于兽之最要者无过于对善恶正邪的认知与坚守，也就是人的良知，失去这一点就不复为人了。因为良知是人性的根本，所以没有比迫害良知更邪恶的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正是这种对人类所能犯下的最邪恶的迫害良知罪。”
信中进一步指出，“2017年1月18日因联名向央视提交信息公开申请遭到报复陷害的山西怀仁居民张树勇在看守所被毒打、强迫认罪。事实上，现在所有还被非法关押、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都在经受‘转化’的邪恶，这不能不说是‘依法治国’的污点⋯⋯‘转化’根本没有法律以至任何依据，可是却在司法部辖下的监狱里系统性地存在，这本身就是对‘司法’以至对‘依法治国’的嘲讽与玩弄。”
在张树勇本人坚韧的抗争与联名者的共同努力下，怀仁公安局于4月3日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将张树勇释放回家，但是张树勇此时已被迫害得身体软弱无力，四肢麻木，没有自己行动的能力。
申请信息公开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却遭到如此迫害。于是，山西、河北省十一个市县共四十三人于4月25日联名致信总理李克强，反映众人先后六次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求落实信息公开政策，不但得不到答复，反而屡遭迫害的情况，并提问：“政府要为继续迫害法轮功而自毁《信息公开条例》吗？”
信中指出政府各部门违反信息公开条例“还仅仅是我们所面临中央政府部门、省级部门视依法治国国策为无物的各种表现的一小部分，其它违反十八大以来各项新政的行为还有：违反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规定，违反法院立案规定，违反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各项禁止、追究冤假错案的规定，违反信访工作规定，违反纪检工作规定等等等等”。
信中进一步指出：“从2014年起，我们以个人或联名形式向十八大后上任的中央领导与各部门申诉迫害法轮功问题的信函已达数十封，迄今没有收到过任何形式的答复，却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击陷害，甚至于是‘给上面写信就是犯罪’、‘就是习近平派我们来的’这样的咆哮。这一切却绝不是我们的耻辱。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一再宣示要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并打虎拍蝇以期摄乱树威。然而，对于法轮功问题，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却一再无视、回避下属的违法行为。如此，将何以立信，又将何以服众？这些普遍而明显的对抗中央政策的违法违纪乱象已经向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警示：中共十八大、第十二届人大以来一再宣示的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政策，正面临被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绑架而自我矛盾以致流产的危境。
“我们连续实名上书中央，始于对依法治国国策的信任，继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我们既已挺过了十八年的残暴迫害，自也无畏于任何强权。倒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应该思考，再继续言行不一，与其反复宣示要纠正革除的种种弊端，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信寄出不久，国务院信访局就来电话告知上书者，信已收悉。同时，之前于4月20日联名敦请国家信访局长舒晓琴督查并问责山西省政府没有依法回复2月22日信访的上书也得到了回应。5月初，山西各地公安纷纷奉令找参与联名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而且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司法所”也开始给有冤案的家属打电话，询问有何困难需要帮助等等。到5月中，一些地区的信访办公室也开始出面，要“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对“610”威胁极大的一个变化。众所周知，江泽民设立“610办公室”是“指导和协调公、检、法、司法、安全各部门侦查、抓捕、起诉、审判等处理法轮功工作的一切活动”的，所以历来涉及法轮功的问题，都自动归口“610”。信访部门的出面，说明“610”不再是“处理法轮功工作”的唯一机构，而信访问题也不是“敌我矛盾”。更重要的是，“610”犯下滔天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不敢承认它干的任何事情会有“问题”，因此绝不可能说什么“解决问题”的。
果然，山西省多年来一直躲在公检法后面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各地“610”纷纷跳到前台，直接参与骚扰、绑架联名者，山西省政法委书记黄晓薇甚至召开全省会议下令要大力打击，导致十名联名上书者被绑架。
面对强权，其余的联名者没有退缩，在6月5日联名向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举报黄晓薇在山西搞团团伙伙对抗依法治国政策之后，又于6月19日向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和王岐山投递了题为“危急存亡之秋，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的联名信。
信中首先提到，十八大以来对于法轮功问题“中央虽无迫害政策，各地仍有迫害现象”。在列举了山西、广东、北京等地的一些迫害现象后，联名者指出，“这样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全国各地无处不在。毫无疑问，十八大之后，所有对抗中央、破坏依法治国的行为，没有比迫害法轮功更普遍、更有恃无恐而又能畅行无阻的了⋯⋯这固然是公检法、政法委系统借题对抗中央，但是中央领导迟迟不正面对待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也在给其可乘之机。”
联名者接着从事实、历史、社会学等角度分析论证了法轮功作为修炼文化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并指出，“1998年下半年乔石委员长主持的对法轮功的调研得出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将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这件史实，当时政治局的领导现在仍健在的，包括胡锦涛主席、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温家宝总理都熟知。”而“面对十八年最残忍的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从没有给国家、给社会造成任何损失。即使承受着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的惨痛，一亿大法弟子和数亿亲属也没有以暴易暴，连一起暴力对抗事件都没有过。中央领导现在面临的诸多难题与困境，没有一件是大法弟子造成的。时间和残酷都以最严格甚至不公的方式证实了，大法弟子是善良的。善良无罪。”
作为对照，联名者也指出，“给国家、社会造成种种严重损失与灾难、给中央领导制造诸多难题与困境的，正好是积极推动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派系。十八大以来打下的老虎，绝大多数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何则？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
联名者继续指出，江派势力为求自保，就要将现政权绑架，继续迫害法轮功。“对邪恶的漠视与纵容就是对正善的背叛，此诚不可不察也！习李新政已近五载，然而只要迫害法轮功这块短板不解决，依法治国就只能是个空谈。只要政法委有权继续迫害法轮功，基层官员就将被‘中梗阻’所胁迫而不得不在中央与顶头上司之间做艰难而无奈的选择，中央也就无法真正驾驭政法委系统⋯⋯一旦哪一天江泽民断气，中央就彻底被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给绑架了。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所幸者，大法弟子的高尚与隐忍已经为中央领导解决法轮功问题做了良好的铺垫。法轮功洪传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大法弟子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即使在十八年的迫害中，对那些被上级指令驱使的基层公安人员和被仇恨蒙骗的民众，大法弟子都始终抱着善念劝诫。至善无敌；现在基层公安人员对于迫害法轮功已经普遍厌战，只是无奈于各级政法委的驱使。此时若当机立断，顺势而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则将得人心、定社稷而千古流芳。”
联名信最后呼吁，“坚持正义的代价是最小的。当初中央领导废除劳教制度时，江派势力也曾试图以危言耸听阻击，事实却证明是大得人心之举，依法治国的重要一步，也为解决法轮功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么在万事具备的今天，领导们还犹豫什么呢？”
“危急存亡之秋，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联名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俞正声主席、王岐山书记，
十八大以来，我们出于对依法治国国策的信任，多次个人或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历经十八年包括活摘器官这样“地球上从未听闻过”的残忍迫害，我们当然知道上书所面临的危险，之所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所秉所卫者正气也。
令人略感安慰的是，我们的呼吁渐次得到领导的关注。据悉，去年秋中办一份文件中有十七年来法轮功学员和亲属受到不公对待的字样。又如，今年5月初山西忻州、灵丘、阳泉、大同、太原、侯马等地公安人员纷纷传唤当地法轮功学员，号称奉令来“解决问题”。这些举措虽仍有可议之处，毕竟春江水暖；“不公对待”、“解决问题”之谓断无可能出自于江泽民派系。
然而，中央虽无迫害政策，各地仍有迫害现象。例如在山西，尽管有“解决问题”的上级指示，山西政法委书记黄晓薇依然对抗中央政策，指示全省公安对我们报复陷害，非法绑架李艳琴、狄保旺、王巧兰、孟丽霞、李红叶、刘淑芳、张春蕾、张泽蕾、张亮芳、邱华玲等上书者，并连坐他们的家人。运城公安局长尤为恶劣，叫嚣说上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毫无人性地将怀孕三月的孟丽霞关押在垣曲县医院神经科病房，并强迫洗脑，在只能由执法人员参与的侦查阶段派来省妇联和其它单位的非执法人员对孟丽霞进行精神迫害，以至于孟丽霞躲进厕所堵上耳朵仍不停地对她进行精神刺激，使她无法平静、休息，导致孟丽霞不得不绝食抗议，至今已有数日，状甚堪忧。
又如广东省政法委系统在省、市、县级都有比十八大后被废除的劳教体制更为无法无天的“洗脑班”。这些“洗脑班”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连行政依据都没有，可是却有公安执法人员供职，非法拘禁、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受害者超过千人，且有数人被迫害致死。
这样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全国各地无处不在。毫无疑问，十八大之后，所有对抗中央、破坏依法治国的行为，没有比迫害法轮功更普遍、更有恃无恐而又能畅行无阻的了。就在天子脚下，北京公安都敢私闯民宅，将名列胡润榜、具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孙茜女士绑架抄家，以致引起外交事件。这固然是公检法、政法委系统借题对抗中央，但是中央领导迟迟不正面对待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也在给其可乘之机。
历史早已证明大法弟子无罪。面对十八年最残忍的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从没有给国家、给社会造成任何损失。即使承受着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的惨痛，一亿大法弟子和数亿亲属也没有以暴易暴，连一起暴力对抗事件都没有过。中央领导现在面临的诸多难题与困境，没有一件是大法弟子造成的。时间和残酷都以最严格甚至不公的方式证实了，大法弟子是善良的。善良无罪。
相反，给国家、社会造成种种严重损失与灾难、给中央领导制造诸多难题与困境的，正好是积极推动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派系。十八大以来打下的老虎，绝大多数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何则？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
法轮功问题的是非曲直，事实一目了然；之所以得不到公正解决，实因引喻失义而致之成见。
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中，最常被引用的就是：“宗教的苦难表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同时也是抗议现实的苦难。宗教是受压迫者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良心，是缺乏灵性的现状中的灵性；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研究马克思学说的都知道，以马克思所处的环境，他所论述的宗教主要是指有过政教合一历史的基督教三大分支中的两支，天主教与新教（抗议教）。即使从最负面的角度去认识，马克思也只是指出，宗教不能解决现实生活的苦难根源，却会起到转移现实问题的作用。那么从正面的角度，马克思显然承认宗教对民众所起的慰籍作用。
严格地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没有“宗教的苦难”。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天人合一，而达成与天相合的途径则是修炼。无论道家修炼或儒家修炼，或是从古印度引进的佛教，都不曾担当“抗议真实的苦难”或“受压迫者的叹息”的角色。传统中国从来没有以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信仰禁绝过其它的思想、学说或信仰，自然也没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宗教。修炼本来就是无争的，因此儒、释、道的义理之辩都是文雅宽容而未升级至正邪之争，而受中国文化对各种学说、理想、信仰的宽宏胸怀的影响，在世界其它地区杀得血流成河、世代为仇的宗教来到中土都能相安无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最佳模式，恰恰就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因此，中国的情况和欧洲是不同的。那么以马克思所论述的天主教、新教，或者是列宁所针对的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来对照中国的信仰或宗教，就不适用了。当然这并不是马克思的问题，而是后人引喻失义造成的。
那么，法轮功修炼的要求与特点是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把矛盾当成提高的机会，就更不存在“抗议”、“叹息”的问题了。人各有志，法轮功学员重视修炼中所得──境界的提高，认为那才是长久的，不看重现实中所得、名利的积累，认为那是过眼云烟，因此对“现实的苦难”也好，现实的幸福也好，都不动心的，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慰籍。
同时，因为法轮功是在社会中修炼，那么境界的提高首先就体现于在社会生活中做一个好人，处处事事以“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却不追求权力利益；在矛盾、诱惑面前守住自己，却要替对方考虑。这就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被视为看破红尘消极出家的修炼，而是一种积极主动严格要求自己的生活态度。这种通过自我提高来超越、化解矛盾的生活方式给人的身心愉快与轻松，却是金钱买不来的。因此，做好人既是法轮功学员的生活方式，又是他们的生活目标，籍此达到更高的境界，以至于达到传统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一。
不仅如此，当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不被惯于争斗的世俗所理解而遭到无端非议与不公对待时，法轮功学员都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对待。李洪志先生明确告诉法轮功修炼者，“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面对从1995年到1998年的种种打压，法轮功学员都是耐心忍受，给政府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我们，从未有过任何不理性不合法的举动。因此，1998年下半年乔石委员长主持的对法轮功的调研得出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将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这件史实，当时政治局的领导现在仍健在的，包括胡锦涛主席、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温家宝总理都熟知。
然而，江泽民连这样的好人都容不下。明明掌握法轮功情报的江泽民在撒下“法轮功神不知鬼不觉突然出现”的弥天大谎之后，以马克思主义战胜法轮功的名义，以亡党亡国为威胁，将整个执政党押上了迫害的战车，并通过制造“1400例”“天安门自焚”等伪案煽动仇恨，将整个社会的善恶正邪的标准都颠倒了。之后的善恶正邪对比，在本信的开头以及我们之前的多次上书中均已提及。
法轮功冤案迫害一亿人，牵连数亿人，被谋杀、迫害致死者达数百万人，其原因却仅仅是因为做好人，这个问题不正面解决，多美好的执政愿景都不会具有正当性。古今中外，无论是受命于天的天子皇权，还是受权于民的现代政府，其职责都是治理好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正史正论中从没有将天下不太平归咎于百姓的，就连百姓教化不周都是君王的过错，因此有大禹下车泣罪，诏示“百姓有罪，在于一人”的典故，然而法轮功学员至今却还在被执政党、政府所误解、敌对、仇视。
相反，十八大以来，大法弟子一直以宽广的胸怀给中央领导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法轮功问题的公正解决，大法弟子甚至于要忍受其它团体对我们这种耐心的误解。每年数万起的群体事件，没有一件和法轮功学员有关；种种动荡社会的尖锐矛盾或利益争夺，都与大法弟子无缘；层出不穷的道德乱象或人伦悲剧，更是远离大法弟子。如此念在方外又深明大义的高素质民众，及其对道德回升、社会稳定所起的正面作用，中央领导就视若无睹，就不知珍惜、不觉愧对吗？
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唯一阻力就是因江泽民推行腐败性制度而成势，借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而膨胀的江派势力。江派势力为祸之巨，中央领导早已洞悉，否则也不会打下成千上万的老虎苍蝇。而江派势力为求自保，已与中央势同水火，否则中央亦不必三令五申严禁团团伙伙。有如“两个凡是”曾是文革派的护身符一般，绑架中央继续迫害法轮功实乃江派势力对抗中央以自保的唯一筹码。此时若优柔寡断、妄自菲薄，则不唯落入江派圈套，依法治国亦危矣。
对邪恶的漠视与纵容就是对正善的背叛，此诚不可不察也！习李新政已近五载，然而只要迫害法轮功这块短板不解决，依法治国就只能是个空谈。只要政法委有权继续迫害法轮功，基层官员就将被“中梗阻”所胁迫而不得不在中央与顶头上司之间做艰难而无奈的选择，中央也就无法真正驾驭政法委系统。雷洋案期间北京公安局以四千警员辞职要挟，周强借司法独立为题对中央的种种挑战，都是警讯。更可堪忧的是，一旦哪一天江泽民断气，中央就彻底被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给绑架了。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所幸者，大法弟子的高尚与隐忍已经为中央领导解决法轮功问题做了良好的铺垫。法轮功洪传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大法弟子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即使在十八年的迫害中，对那些被上级指令驱使的基层公安人员和被仇恨蒙骗的民众，大法弟子都始终抱着善念劝诫。至善无敌；现在基层公安人员对于迫害法轮功已经普遍厌战，只是无奈于各级政法委的驱使。此时若当机立断，顺势而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则将得人心、定社稷而千古流芳。
坚持正义的代价是最小的。当初中央领导废除劳教制度时，江派势力也曾试图以危言耸听阻击，事实却证明是大得人心之举、依法治国的重要一步，也为解决法轮功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么在万事具备的今天，领导们还犹豫什么呢？
此致
问礼
2017年6月19日
抄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长、省委书记、政法委书记#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