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列宁用暴力与谎言在俄国篡夺二月革命果实，从此造成持续一百年的共产难民潮。2017年，我在异国他乡享受自由的同时乐于支援大陆民众推倒红墙，获得人权。
身为文人，我致力于探求真相，还原历史，希望自己上下求索的心得体会有助读者反思来路，获得真知。
红祸
毛泽东在斯大林的支持下颠覆中华民国，开创马列红朝后，杀人如麻。毛甚至亲自挑动青少年，制造红色恐怖来打倒“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者刘少奇等同志。在毛的教唆下，花季少女活活打死自己老师甚至校长的恶行在北京发生，史无前例的罪行肆虐中华大地。其时我还是不足两月的女婴，在接下来的“十年浩劫”中，我也被迫“忆苦思甜”、“批林批孔”与“学工学农”。
每个1949年后入学的沦陷区居民都被灌输红色毒物，所以，遇罗克（1943-1970）等在“文革”中挺身造反，遭到中共枪毙的草根，因身陷“毛”坑，难以看破红色谎言（也即奥威尔所说的新语言），倒是出自特权阶层的《571工程纪要》指出共产党“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的绞肉机”。
1978年，28岁的魏京生在北京西单的一面墙上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这篇檄文敢于公开挑战共产暴政，但使用的还是赤化中文比如“解放后”，并宣称“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做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魏先生显然从小就被从巴黎经莫斯科传到中国的红歌之首《国际歌》侵蚀。其实，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魏先生的使命就是提醒世人当心邓小平并指出中国必须民主化。
1979年，当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文革一代被邓小平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红牢时，我正在考高中。1989年，当天安门屠杀发生时，我已留学德国，从此身为改革一代的我便开始见证共产党给中国人造成的红祸。
30后的代表作
“十年浩劫”对改革一代意味着只有红歌可唱，因此2005年我曾发表《白毛女与娘子军》。而《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在我口中则变成：我国的难民数不清！ 从六四屠城起，我在西方结识的中国难民真的数不清，其中一位曾来信表示：“您鸟衔一草，我蚁负一粒，堪称反共伟业路上的难兄难妹”。“难兄”在大陆时被迫童年讨饭，青年从山东老家逃荒到新疆，在戈壁牧羊十载，耄年流亡。他找上门来是因为看到我抨击鲁迅的文章，“文笔犀利，一语中的”，于是，成了我的知音。
等到“难兄”孕育五十三年的心血之作《天堂》在澳大利亚出版后经加拿大抵达德国时，我才惊觉难兄也是30后人，只比先母小五岁，《天堂》问世时作者比先母辞世时还年长四岁。所以，他可以称我难妹，而我只能称其难叔。
难叔在新疆采编三十余年后因揭露共干腐败被砸饭碗。流亡加拿大后，难叔誓把被中共当局长期、恶意掩盖的历史真相昭示世人。他潜心修改心血之作，用以再现中共的 “大跃进”造成 的“大饥荒”中的惊人悲剧与惊天禁史，为的是替共产邪恶制度“残害的四千万饥魂鸣冤叫屈“。
50后的代言人
多谢互联网让我不仅与难叔取得联系，也结识了不少难兄难弟，其中一位难兄在大陆时也是记者。1989年邓小平血洗北京后，他偷渡国境，历经艰险来到西方。在他申报政治庇护，成为难民的时候，我还是留学生。我拿到学位后，不能如愿海归，才成为滞留西方的共产难民。虽然我不用申报政治庇护，但我觉得所有拿到学位却因中共暴政而不能荣归故里的华人都算政治难民。我们与那些偷渡到海外的经济难民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我们有学位，更容易被异国社会吸纳而已。
难兄在高校教书的同时还在为华语媒体撰写专栏。我去信向他推荐网文《大陆“洗脚”鼻祖－ 鲁迅》，并告知其中所言鲁迅与其弟媳“洗脚”不可信，因为其弟媳是位传统的日本女子，与周作人的婚姻维持到她病逝，长达53年（1909-1962）。《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作者孙乃修认为鲁迅“性变态”，而我觉得更严重，是心变态……难兄回信表示，鲁是毛的“师兄”，“还有什么值得对他感兴趣的”。
乐见难兄一语中的，可惜还有不少大陆难民打着反共旗号却推崇共产偶像。为了让读者不被迷惑，我才不得不揭批五毛鼻祖。照理每个写作者都应该努力把自己接触的事实和认识奉献给读者，以便大家了解各自获知的真相，可惜因为五毛党的存在，我们身处与真相背道而驰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乐于尽心尽力地向读者呈现出我探得的真相。
简言之，为了捍卫真相被迫流亡海外的大陆人层出不穷，可见吾道不孤。红祸百年来临后，我开始翘首以盼中共像苏共、徳共一样在各阶层包括上层觉醒者的抗争中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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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