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0日讯】毛泽东的“大跃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2011年，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安徽地方政府在“大跃进”前后的四种残酷“维稳”手段。文章指出，如此惨剧却未造成社会动乱，与当局不断以“镇压反革命”为名野蛮控制社会有关。
毛泽东掀起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2），特别是其中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造成中国粮食大面积减产，而官方则按照虚报的产量暴力强征农民口粮，直接导致了惨烈的三年大饥荒（1959——1961），数千万人因此饿死。
荒唐的“大跃进”，违背自然规律，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网络图片）
资料显示，大饥荒中的惨状让人不忍卒睹。无数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甚至许多地区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墓碑》第11页）
三年“大饥荒”中多地上演“人吃人”惨剧。图为“父食子”照片。（澧县档案馆）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将这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事实上，那三年基本风调雨顺，并无大的天灾。
近年来，才有一些体制内人士敢于公开披露真相。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像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在中国古代，大灾之后必生大乱，然而，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却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中的“大规模的动乱”。2011年第4期《炎黄春秋》一篇题为《“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的文章，揭露了个中原因。
该文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文章主要总结了“大跃进”前后安徽地方政府控制社会的四个残酷手段。
文章称，“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一个手段，是预先抓捕“潜在反抗者”。文章披露，1958年，毛泽东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
三年“大饥荒”惨绝人寰。图为饥饿民众在剥树皮充饥。（网络图片）
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中共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
所以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安徽仅公安机关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镇反”抓的人还要多。
县里、公社、生产大队自己办的劳改队抓的人，比这还要多得多。比如定远县，不仅县里私设劳改农场，公社、大队也有小劳改队；全县23个公社中，就有13个公社设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
这种无法无天的随意关押群众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文章指，“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大跃进”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
据安徽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
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四类分子”在农村是专政对象，反面教员，谁都可以任意欺辱。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种种歧视。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是，在被断绝生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者也并不鲜见，包括集体哄抢政府粮库、杀伤无良干部等。但是等待这些反抗者的必然是更残酷的镇压。
文章表示，“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社员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
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
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文章指，“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从1958年到1960年底，中共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
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厅，发过6次通知，1次电话会议，提出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处分。
这样，安徽就在全省城乡、边沿结合部，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随时发现外流人员随时扣留，送收容审查站收容遣送。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
有的人被收容后，没有立即遣送，而是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没能回家。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题为“探亲记”的民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进收容所，尽管他百般说明自己是来探亲，而且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松懈，逃跑出来。
接到中央转来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厅重视，派专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检查，据对照花名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了解，有6,527人不该收容，占总数26.8%（其实99%都是不应收容的——笔者）。
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机关、学校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较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审查。
大蜀山收容点对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进行体罚，打死3人，非法没收被收容人员现金2,537.53元人民币，金戒指8个，公债券50元人民币。
除了收容审查外，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把民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
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
此次搜山，“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余人。”
文章指，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文章最后总结，“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记者云涛报导/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