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知识份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为何这三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那是因为与诸多上中共当受中共骗，留在大陆，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份子不同，胡适、傅斯年、钱穆不仅学问做的好，而且颇具慧眼。虽然他们理念不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选择了离开大陆。本篇只说傅斯年、钱穆二人。
学术成就
祖籍江苏的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新式小学，13岁时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见了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吕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学停办钱穆遂在家自学，后到一小学任教。据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讲述，1910年梁启超发表的力证中国不会亡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后，钱穆深受感染，但他与大多数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即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寻找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这也是驱动他80年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
没有进过大学读书的钱穆，依靠着勤奋自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但因故钱穆没有去中山大学赴任。
36岁那年，钱穆应顾颉刚的约稿，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反驳康有为等的疑古之说。文章一发表，立即震动了学术界，使人们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出来。顾颉刚由此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教授国文。此后，钱穆又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后来还开了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门“中国通史”。据说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堂堂爆满，颇受学生好评，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除此之外，钱穆还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
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国大师陈寅恪在看过其稿后，私下对人评价道：“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按：王静安即王国维。）钱穆的学识和声望由此可见。
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后，钱穆撰写了史学巨著《国史大纲》，这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钱穆最终选择了去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毛的一份文告让钱穆选择离开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份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份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创办新亚学院拒绝中共统战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实上，新亚书院最初的老师和学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轻知识份子；当时及此后在新亚任教人文学科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复观等，公开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而钱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晚年坚拒中共国号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结语
可以肯定的是，若钱穆留在大陆，不仅连性命不保，而且也不可能创办新亚书院，更遑论长寿如此。至于性格刚烈的傅斯年同样未必见容于中共。显然，他们的慧眼让他们逃脱了中共的戕害，从这一点上说，那些错信了中共、留在大陆的那些大师们的结局就没有那么好了，陈寅恪、刘文典、熊十力等莫不如此。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