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著名女作家方方的《软埋》是近年来一部罕见的描画当年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书中写到的陆、胡和董三个地主家庭的变迁都与这场土改有关，特别是女主人丁子桃的命运更是因此被彻底改变，她在遭遇娘家被杀，婆家集体自杀和软埋（不入棺椁直接被泥土埋葬）的重大人生变故后，不得不隐名埋姓靠给人做保姆维生，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梦魇中。
尽管这本书于今年4月23日获得了大陆第三届“路遥文学奖”，但因其对土改的描写和解读与官方史学相悖，出版后便不断遭到左派围攻。4月22日，网上传出“武汉工农兵读者举行批判方方《软埋》座谈会”，认为《软埋》“攻击土地革命运动……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是一株反共大毒草！”
一部文学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是很正常的事。至于方方的《软埋》，我想问题不在于这部小说究竟有没有“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而在于我们究竟该不该“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左派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认为不但要“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而且要理直气壮的大张旗鼓的“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因为中共扣在“地主阶级”头上的政治帽子纯属子虚乌有的恶意捏造。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向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是所谓“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问题。
从小到大，像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笔者从未怀疑过这种宣传的真实性，直到文革后在网上接触了大量史料后方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个我们信以为真几十年的“真理”，却是一个骗了几代中国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谎言！
1949年之后出生的大陆人，谁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见识过他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以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坏，即使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阶级”，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中共当年为大陆民众提供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也是长时期来我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化身和象征。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假典型。
想必有人会问：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那么真实的地主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当然，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样，许多地主也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准。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来看“地主阶级”当年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宣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钜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由此可见，给地主阶级扣上“罪恶”“反动”一类的帽子不是捏造又是什么？而中共之所以要精心编造这样的谎言，目地无非是为了发动土改，消灭中国的地主阶级。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那场暴力土改共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而一位美国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软埋》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大胆揭示，只是由于现实因素的限制，揭示的还很不够。
没有谁有权随便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半个多世纪前200万地主却无端的屈死于中共的屠刀之下，今天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招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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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