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最高党魁毛泽东发布的一项指示中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其中的“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后在当地干部陈永贵的带领下，开辟了层层梯田，并通过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在中共政府缺乏对农村的投入的情况下，毛对此举十分赞赏，因此号召各地农民学习大寨，陈永贵还被毛提名当上了副总理。在各地学大寨中，学出了一个“红旗渠”。然而，大寨的真实面目和修建红旗渠背后的恐怖却鲜为人知。
大寨造假与其真面目被揭
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据参会的代表回忆，当时陈永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农业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么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
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听完陈永贵的讲话后，代表们还被“安排”分组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路线是固定的，都有人带队。代表们不仅在参观过程中没有看到大寨的农民，在田间也没有看到，而且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也不能进去探寻。有趣的是，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代表们明显感到这是“做秀”给参观者看，因为当时就连沿海城市，也并非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何况大寨人的劳动时间长，哪有此等闲情逸致？！
当代表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寨山头最高处时，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为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但麦苗却长得差强人意，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至于玉米，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有的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
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亦深觉大寨无科学，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组织了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揭开大寨的盖子”。大陆2012年出版的《血荐轩辕》一书也披露了这次参观和专家们的质疑，以及大寨被总结出来的六大问题，具体有：
一、大寨的耕地面积、产量、大旱之年大丰收、自力更生是假的。因为在毛将其树立为典型后，大寨得到了当局人力、物力、财力的无偿支援。所谓的大旱之年并不旱，是陈永贵亲手把当年的实际雨量少写了。二、没有执行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寨将其它多种经营都取消了。三、毁林造田，破坏生态平衡。四、过去宣传大寨的“海绵田”言过其实。五、农民家庭副业如养鸡养猪被禁止发展，引发农民不满。六、社员劳动吃“大锅饭”，农民缺乏积极性。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并指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他还批评道：“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杨显东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不过，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大寨的主要问题是弄虚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无辜，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据说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
而大寨造假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亲自追究。而恰在此时，毛却将陈永贵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的态度如何。如此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正因为有了毛的支持，大寨成为了一面鲜明的旗帜，陈永贵继续造假才有恃无恐。
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版，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知，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才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另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至于昔阳粮食产量则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自然由昔阳的农民承担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此外，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处分之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1980年，昔阳“平反”达到高潮，并持续到次年。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而全国掀起的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是僵硬、刻板以及弄虚作假。奇怪的是，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达960万人次，但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却没有去过一次，甚至都不曾提出过什么时候去大寨看一看。而他破格提拔的副总理陈永贵也在1980年辞去了职务，随之，党媒开始集中批判大寨，陈永贵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3月，因晚期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
红旗渠的恐怖
毛提倡农业学大寨后，河南学出了一个红旗渠，它不仅成为当时的标杆，被视为二十世纪两大奇迹之一，而且在当今亦是中共推广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所谓的“红旗渠精神”被中共要求“世世代代发扬下去”。美联社曾给予了这样的评论：“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意志在红色中国的典范，看后令世界震惊。”
红旗渠位于今河南省林州市（原林县），林州市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红旗渠省交界处，历史上就属于严重干旱缺水地区。当年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是时任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安阳地委副书记的杨贵。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杨贵作为山区建设标兵列席了会议。毛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得了圣旨的杨贵遂决定大干一场。但根据中共文宣，杨贵是“不忍心林县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后还受干旱缺水的煎熬”，遂决定带领全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1955年起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1960年动工兴建红旗渠，即“引漳入林”工程，并于9年后竣工，据说当时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可达54万亩。杨贵的辛苦劳作博得了中共中央领导的赞扬，中央大报也多次予以报导。不过，从1990年后，红旗渠工程老化极为严重，中央下令修复，但对工程的爆破引起了强烈反应。
对于工程本身暂且不说，就说这个貌似“一心为民”、赢得中共欢心的杨贵，却被林县老百姓称为“杨鬼”。在毛死后不久，林县老百姓曾自发组织起来集会高呼：“打倒法西斯独夫害民贼──杨鬼！血债要用血来还！千刀万剐杨鬼以平民愤！”
为什么杨贵民愤如此之大？据旅居海外的医学专家张育明教授撰文披露，原来，开始修建红旗渠时，杨贵为了赶进度，强逼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皆如牛马般劳动，导致伤亡者众多，而且还出现了羞辱女性的场面。
当年民工们一走进劳动现场，就会听见大喇叭高呼：“要当英雄汉，不做无赖徒！要当穆桂英，不做臭婆娘！小车儿不倒只管推！拔白旗插红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死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按照县委指示，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大闺女小媳妇，一到现场，一律脱光上下里外衣服，只准穿一条小裤衩。如果有女子不脱者，干部一发话，几个青年就立即围住她，把其按到地上强行将里外衣服扒光，再去抬大筐运石头。很多女人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屈辱。而且，即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谁不跑着干就只好冻死。
对于那些身体赢弱、劳动效率不高的人则罚跪罚站罚饿。当时每个农民工每天口粮八两，红薯干玉米面各四两是由生产队从农民家中收集起来交给工地大伙房的，早晚每人吃二两红薯干沾辣椒盐水吃，中午吃二两玉米面馍喝二两黄面糊糊加一小块儿咸萝卜。罚饿就是连自己的口粮都不让吃，还跪在天寒地冻或酷暑的阳光下，故此有很多民工或死于低血糖、心力衰竭和多种营养不良，或冻死或中暑。
有青年民工对此提出意见，当场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八年徒刑送监狱“改造”，其结果不是累死就是饿死。中共官方资料显示，修红旗渠参与者有10多万人，直接死亡为60多人，砸伤300多人。
为了打压当地人民的怨气，河南省军区命令安阳军分区在林县实行民兵实弹大演习。然而，奇怪的是，在演习期间，不仅司令员、政委、警卫连士兵的枪支弹药不翼而飞，就连仓库内的十挺轻重机枪、四台迫击炮和数十箱子手榴弹等也都没有了，而且根本没有认为破坏偷盗的痕迹。一番调查后，中共有关部门得出的结论是：只能是超自然大能量大智慧者所能以做到的。最后首长宣布纪律：绝对保密不准外传！
结语
2016年，大陆媒体曾刊登毛的前秘书李锐对红旗渠看法的文章。文章称，李锐撰写的《论三峡工程》一书中，曾谈到了红旗渠。李锐说：红旗渠“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建设”，“林县红旗渠和其它引水，没有考虑上下游全河水量平衡”。充其量，红旗渠不过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代的政治产物，也因此，其实际的效用注定是短命的。
如今，大寨、红旗渠的真面目虽然被还原，但中共依然在利用它们作为欺骗民众的鸦片。无疑，铲除鸦片的根本是铲除其根，换言之，就是彻底在中华大地上铲除中共。#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