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这个职业群体，始创于19世纪80年代，它是改革开放初期，律师制度刚刚恢复时期的新生产物，隶属于司法部管辖。全国现有从业人员约七万左右。
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是我国当时律师偏少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生事物。它既无行政经费，也没有增加农民负担；既没有工商企业资产，也未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投资；既要便民利民、又要省时省钱；在农村面对低收入人群，只能低廉收取服务费。还要做很多无偿援助（比如赡养、抚养纠纷，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等。法律工作者它们没有编制，更没有国家工资和待遇，却肩负着历史使命。
我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案件收费，是按国家物价局有关规定收取的，并按规定首先以业务收入的6%交纳国家税金；其次上交司法行政机关（原管理费）现协会费7%，最后除去法律服务所的开支经费，这笔费用占每个基层法律工作者全年业务收入的30%至40%，业务高的法律工作者月收入超过2,000元还需交20%的国家所得税。法律服务所没有任何外援资金，只靠服务收费，要想自身解决社保统筹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法律服务工作者至今没有养老、医疗保障。
基层法律服务群体，不少人已经执业近30年，部分人已经70多岁，我们群体的老年，因为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障，尽管已经是“夕阳西下”，还没离开“火线”，尽管力不从心，还得年年参加培训注册。我们这行职业是紧张、高度的脑力劳动，老年人随着血管硬化，大脑供血供氧不足，常常头晕目眩，案件在手就有沉重的压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心脑血管疾病，如同“死神”随身，常因情绪不稳，就会心跳、血压波动，随时威胁生命安全。冒死办案又有何奈？如果不接受业务，就要退出法律服务所之门，面临着的只有疾病和饥饿……。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88条第2款规定，和司法部的限代规定，断绝了我们生存空间，更使我们雪上加霜。
我们踏上基层法律服务之路已经接近三十年了，部分已经进入白发苍苍的老年时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体力、脑力都已衰退，不会打工，又不会务农。再多再好的惠农政策无法惠及我们，“以人为本”的春风，没有吹向我们。我们不但得不到任何照顾，生活岌岌可危。令人心痛的是最高法院和司法部没有向我们雪中送炭，反而对我们这个困难的群体尽力打击和排挤；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1月1日实施新的《民事诉讼法》第58条，把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一起正式列入代理人范畴，使法律工作者作为代理人有了法律依据。可是最高法院对《民事诉讼法》作出司法解释，在88条第2款中竟违法地限制了法律工作者执业地域，司法部也雪上加霜把法律工作者执业区域限制在县区级。现全国法律服务市场，有律师23万，在律师不限区域情况下，法律工作者怎能是律师的竞争对手？本来法律工作者只能到穷苦的边缘地区为穷苦老百姓提供低价服务，养家糊口，以度温饱。现把法律工作者执业区域限制在本地县区级，无疑是扼住法律工作者的喉咙，不让呼吸，不让生存。还造成穷苦边缘地区的穷苦老百姓，付不起昂贵的律师费，打不起官司，对习总提出以法治国方针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限制法律工作者执业地域，最高法和司法部都是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各级法院怎么能实施？那只有依权实施，最高法院有的是权，那岂不习总书记依法治国的方针，要改为以权治国了？
法律工作者这个职业群体，在中国是个崎形，它是司法部所生，但司法部不养，一惯来在社会上自生自灭。法律工作者帮助司法行政机关搞法制宣传，搞普法教育、搞免费法律咨询、搞法律援助，不拿一分工资，还把低价办案的收入上交国家（税收），还上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费或协会费。现在全国农民都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可是我们法律工作者却什么也没有。
诉说了法律工作者的苦和难，请最高法院和司法部手下留情，讲一点人道，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别再逼我们上死路，讲法律我们不怕，对你们的权，我们领教了。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首长们；我们自认为也是中国公民中的一员，也尽到了一个公民该尽的义务，有义务就有权利，我们也应得到养老和医疗方面该得的待遇，没有待遇我们也不怨，只求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取消我们代理限制，让我们凭本领与律师公平竞争，给我们一点生存空间。我们已经够苦了，只求最高法院和司法部不要再欺负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