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古都北京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为了被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这是“六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聚集，震动中外。事件和平落幕，更令各界称奇赞叹。
那一天，中南海红墙对面，府右街的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长的队列。法轮功学员一个挨一个、静静地站立着，有的炼功，有的看书，井然有序。没有标语，无人喧哗。晚间，听闻被捕学员获释的消息后，众人散去，地面整洁，不见纸屑。一位荷兰记者在当天的采访中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他们有神的纪律。
万人上访的新闻，飞速传出。“四二五”，把法轮功从中国推向了世界。这种来自东方神州的功法，由此逐步走进了国际社会的视野。三个月后，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中共媒体的诋毁抹黑，反而令许多人产生了好奇：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中共又在撒谎吧？于是，法轮功学员开始讲真相、传真相，世人听真相、找真相。十八年前那一条上访的路，延伸开来，铺就了维护信仰、捍卫人权的希望之路，开拓出蓬勃发展、日益壮大的洪传之路。
“四二五”上访始末
岁月的旧照，摄下了上万名访民的平和、善良、记录了追寻自由的勇气。
1992年5月，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公开传出。这部大法以“真、善、忍”为准则，辅以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功效奇特，迅速风靡大江南北。据官方资料，至1999年，据信有7千万到一亿中国人在学炼法轮功。
法轮功的吸引力如此之大，引起了中共的恐慌。一场有预谋的打压上演了。1996年6月，先有喉舌媒体批判法轮功，一个月后，新闻出版署禁止法轮功书籍的出版发行。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私自扣押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给予法轮功肯定的批示。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内定法轮功为“X教”，派出大量特务收集所谓证据，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在一些地区，法轮功学员被监视、罚款、骚扰，甚至有时被非法抓捕。同时，一些御用文人在各地诽谤法轮功，配合造势。
1999年4月1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杂志上发表了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因此，天津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杂志社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最初，出版社表示愿意声明更正错误，但是，未料在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并抓捕了45人。当法轮功学员要求天津公安释放被捕学员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这就是引发“四二五”大上访的直接原因。
4月25日清晨，当大批北京、天津和邻近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陆续来到国务院信访办时，却有警察出现，将学员领向中共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善良的学员们听从警察的安排，让从哪里走就从哪里走，让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就这样，上访的学员被分成两路，一路从南向北走，一路从北向南走，在警察的指挥和安排下，从中南海正门沿两边汇成一圈，站到了红墙对面。后来中共就以此诬陷法轮功“围攻中央政府”。
据亲历上访的学员描述，警察在早晨８点多钟开始戒严，来了许多警车，密集的一排武警与法轮功学员面对面地站着，有人扛着摄像机在车里来回摄像。据说，何祚庥在便衣的保护下也一直在上访现场，可是没有一个学员和他发生冲突。当时，有些假扮法轮功学员的便衣煽动大家喊口号，也没有人理会。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马路与人行道之间站成三人厚的一排，以避免阻碍交通。他们劝好奇的行人不要围观，以免堵塞交通。他们拾起汽车和行人丢下的垃圾，捡起警察丢下的烟头，还把警察吐的痰都擦干净了。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很快地消融了武警们的对峙情绪。有一位女警察感动的说：“看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
当天，朱镕基安排高级官员与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天津被捕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随后，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无条件获释。在街道上等候的学员们平静散去。
对于这一次万人上访，各国媒体争相报导。法轮功学员在上访过程中表现出的和平理性、文明守纪以及要求合法修炼环境的诉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一夜之间，“法轮功”登上了世界平台。
然而，正当此时，中共江泽民集团突然改口，把这次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江泽民出于妒嫉，给政治局写信要求取缔法轮功。同年6月10日，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成立，专职指挥迫害法轮功。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全面镇压，迫害持续至今。
中共构陷挡不住真相
“四二五”事件，曝光了中共政法委设置陷阱、打压法轮功的阴谋，曝光了江泽民出于私心、镇压良善的凶残。据一位武警军官透露，在“四二五”上访当天，公安、武警、国安都有现场录像，并且各自都保留了原始记录。很多当事人为了自保，制作了备份，以备将来形势变化后释清自己，或反戈一击。
继“围攻中南海”构陷之后，中共喉舌又炮制了千百个谎言，如“1400例”、“天安门自焚伪案”等，颠倒黑白，扭曲事实，抹黑诋毁法轮功，污蔑法轮功创始人。不过，无论中共如何处心积虑，设计陷害，假的毕竟真不了，邪恶总会现原形。
在镇压之初，江泽民曾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却未料到，法轮功在反迫害中发展壮大，洪传全球。当年的“四二五”事件，是许多海外学员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契机。
来看台湾的例子。“四二五”隔天，台湾多家报纸都大幅报导了这一事件，很多人看到后便主动寻找当地的法轮功炼功点。有人甚至表示：“中共说不好的事，这功法肯定是好的”。“四二五”以后，台湾各地炼功点大量涌入新学员，全台湾北、中、南各地的九天教功班，场场爆满。1999年5月以后，台湾书商再加印1万5千本大法书籍，以满足所需。据估计，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一年半的时间内，台湾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激增了三倍。
2001年4月27日，《亚洲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刊载了一篇有关“四二五”的国际评论，其中写道：北京最终会明白，迫害只能激励精神运动的发展壮大。在早期基督徒生活在地下墓穴，在罗马竞技场被喂狮子的日子里，人们坚定地相信“殉道者的血液是教堂的种子”。这是在21世纪仍然未改变的一个事实。
“四二五”之光
在“四二五”中，法轮功学员充分展现了真诚、善良、正直、坦荡、平和的精神。这些美好的品质，留在了20世纪末的那一个春日。那是一种清澈澄明，贯穿于修炼的点点滴滴，穿透物欲红尘。
现居美国的陈先生是当年和平上访的见证人。他谈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六四血腥镇压让老百姓再次领教了共产党的真枪实弹，所以民众们普遍都对共产党非常恐惧，很少有人再敢为正义、良知挺身而出。他回忆说：“4.25那天我站在中南海围墙外，曾一度看见有军车载着头戴钢盔荷枪持弹的军人，我就在想，会不会中共再次大开杀戒？让我惊讶的是，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一丝恐惧，而是坚定、平和、善良，静静站在那里。当时我就觉得人心不死，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著名学者仲维光先生在“四二五”事件前，对法轮功一无所知。当他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了万人上访事件的报导时，感到“惊讶、震撼，又欣喜。”仲先生说，“我惊喜，又百思不得其解，很多海外的人都不知道这么强的一股力量来自哪里。那时我还不知道法轮功有那么强的真、善、忍的价值核心。”后来，他清楚地看到，“如果这信仰不是植于修炼者的灵魂的话，所有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仲先生的观察和感触，是许多旁观者的共识。“法轮功学员完全是靠自己的心，不是靠组织、命令、利益诱惑来的”。他还分析了中共对法轮功既恨又怕的原因：“因为法轮功学员不问政治，淡泊名利，中共用政治、经济的手段左右不了他，这是信仰、精神的力量。”
因此，仲先生对法轮功表达了“高山仰止”的崇敬。“我觉得法轮功的出现代表了人类最和平的、对超越物质境界追求的传统回归。他促使人从更根本、更深层思考人与人、人和宇宙的关系。……他的确涵盖了更高的理。在他面前，我们应该重新思考。”
所有的人，都应该思考。在“六四”屠城十年后，面对警察的摄像机，在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一万多名普通的中国百姓站了出来，坦坦荡荡的向政府讲真话，要求自由炼功的权利。当“真善忍”被攻击，是非被扭曲时，更多的修炼者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放下生死，前仆后继，舍我其谁！坚贞的气节，似乎已在那片土地上绝迹，却于黑暗中重现，流淌在法轮功学员的血液里。
这一个群体，承受了世间最残忍的迫害，最严酷的压迫，却没有发生一例以暴抗暴的事件。他们手无寸铁，以大善大忍的慈悲，以血肉之躯和坚强的意志，顶住了镇压的机器。这就是信仰的奇迹。
当我们慨叹人心不古、诚信流失，不敢再轻易相信的时候，当我们身陷雾霾、被有毒食品包围、渴望再见青山绿水的时候，当我们担忧天灾人祸、恐怖袭击、疑虑重重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
二十五年前，法轮大法洪传于世，开示人生的真谛，指引返本归真的大道。个体、社会、人类，都需要回归传统，找回真我。这种回归，将带给心灵安宁，带给社会稳定，将破开迷雾，迎来光明。
我们不仅需要思考，更需要选择，在真相与谎言之间，在强权与正义之间，在随波逐流与出尘不染之间。
回首十八年
十八年来，每逢此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表达维护信仰与反抗中共迫害的决心和诉求。各国政要、专家、学者都纷纷褒扬“四二五”精神，赞颂法轮功学员树立的和平典范。
十八年来，上亿修炼人以真诚、坚忍、鲜血和生命的付出，跨过荆棘坎坷，踏出了一条坚守信仰的路。真理和勇气的事迹，荡气回肠，发人深省。有人评说，法轮功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格。也有人指出，在这动荡不安、暴乱频发的当下，世界需要“真善忍”。
当人们评议“法轮功”时，总会忆起“四二五”。她是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一个起点。从那个永恒的日子出发，法轮功学员穿过风雨，书写信仰的奇迹，展示希望和启迪。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