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16日讯】新闻周刊（573）上期血色禁史专题，我们讲到1958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直接导致3年大饥荒，几千万人被饿死。毛泽东的副手刘少奇，对此态度复杂。他起初是毛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后来目睹饿殍遍地，决定采取较为务实的经济政策，并承认大饥荒的主因是人祸，却也因此开罪了毛泽东，刘少奇最终在文革中，被毛整肃致死。那么，大跃进后，毛是以什么理由阻止纠正他的错误政策的？刘少奇的角色只是受害者吗？
1969年11月12日，历经文革中近3年的批斗和折磨后，刘少奇停止了呼吸。他的火化单上写着“无业”。一年前，他还是中国国家主席。
把刘少奇置于死地的，是他辅佐了30多年的毛泽东。很多研究认为，他们的致命分歧，源自于对大跃进的定性。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后不久，刘少奇看到一份《简报》宣称水稻亩产“四千斤”。他心知肚明的说：“都是浮夸…骗人…”。
但他后来得知，毛泽东并不反对浮夸风。1958年9月，当江苏省一个地方官告诉刘少奇“中稻亩产一万斤”时，刘少奇不动声色，甚至鼓励“还能多打些。”
直到1961年4月，中国各地都已发生饿死人、人吃人。刘少奇到湖南老家调查了44天，亲眼看到农民的绝境，回到北京后，他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毛泽东搞的大跃进实在太糟糕，他不得不让步，让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领导人出来收拾局面，后来经济上略有好转，但毛泽东在党内上层中的地位，降到延安整风以来最低点。
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以国家主席身份对7000名与会官员定论：中国持续3年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党魁毛泽东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胡平：“在那个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些含含糊糊的自我批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对他（刘少奇）怀恨在心。(大饥荒)是他的心病，惹这么大个祸。毛泽东特别担心那些“务实派”以这个重大错误作为理由，把他权力给他架空。更担心他死后会像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就害怕这个，怕他生前被篡权，更担心死后遭到对他的批判鞭尸。”
七千人大会后，毛的权势陷入低谷，但他并不甘心。当年夏天，毛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暗示，如果将他的错误彻底摊牌，共产党就会垮台。
胡平：北戴河会议一开始毛就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个问题，共产党会不会垮台，垮台以后怎么办。他这话一讲出来，当时去开会的中央委员们都听傻了，但大家一琢磨，就琢磨过来了。共产党搞“三面红旗”饿死这么多人，过去那些错误不光是毛一个人犯的，也是党犯的呀，所以他们都有种共同犯罪的感觉。于是党内其他那些人，那觉得是个问题，这个所谓党的专政是一定不放弃。到这年10月开八届十中全会，整个中共上层就变了调， 就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
七千人大会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发起了“四清运动”。有研究认为，毛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从基层开始，层层向上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打垮刘少奇。
但当时掌权的刘少奇，摆出比毛更“左”的姿态，把1949年后被打压了一遍又一遍的“地富反坏右”等，又折磨了一遍。刘少奇的权势反而更加高涨。
到1965年下半年，毛已基本放弃四清运动，转而筹划发动文革。1966年5月，文革爆发。两个月内，国家机器和秩序就彻底混乱。这时，毛泽东突然发表文章《炮打司令部》，不点名地指刘少奇等人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胡平：《炮打司令部》专门提到1962年的“右倾”，那就是指的“七千人大会”，就是说他对那事怀恨在心。
横河：大家知道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毛泽东最重要的一点是利用“个人崇拜”。这个个人崇拜怎么搞起来的呢？这就很具有讽刺意味了。刘少奇是在形式上的始作俑者之一。在中共七大的时候，刘少奇做了一个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的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吹捧毛泽东思想、推动个人崇拜。也就是说刘少奇他的前半生所做的事情，他实际上是自己的掘墓人。
如今，文史界对刘少奇的定位，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凡是毛发起的政治运动，他都积极执行。他主持土改，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他主导“四清运动”，500多万人挨整，7万多人死亡。文革头两个月，他还派出工作组，把1万多师生做为“右派”和“反革命”打压。
横河：刘少奇后来最有名的就是他希望宪法能保护自己，但是他就忘记了在这之前的每一次运动，他整别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人也被宪法保护。
在刘少奇身后，有评论家说，专制制度如同一部绞肉机，那些积极充当绞肉机的螺丝钉的人们，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这部机器可能会反噬自己呢?
新唐人记者林澜纽约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