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14日讯】毛泽东“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大卫星、大牛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这时的产物。
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共粮食部宣布：中国当年的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超出美国小麦产量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声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实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相当于亩产2105斤。这是第一颗“高产卫星”。
随后甘肃榆中县来紫堡实验田也放出了高产三千二百八十三斤的“卫星”，过了七天，这个社又放出了一个小麦亩产四千斤的“卫星”。
康乐县宣布，全县人均粮食已达到二千斤，临夏宣布，全地区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已达到了五千斤。
八月份甘肃省的领导提出了一个亩产无限的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紧接着，在全省各地出现了亩产五千斤到一万斤的若干“卫星”。
随后，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报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湖北省麻城县麻西河乡早稻亩产3万6千9百斤；河南在八月份放出了玉米亩产一万二千八百斤的“卫星”，湖北辰春社放出了中稻亩产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九斤的“卫星”。
江西省乐平县超美人民公社发射了一颗晚稻亩产百万斤的特大“卫星”，这恐怕是“大跃进”期间放出的最大一颗粮食高产“卫星”。为此，《科学普及资料汇编》上专门介绍其经验。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放了几十颗“高产卫星”，各地媒介放的卫星更是不计其数。
据查证，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早稻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布成为千斤省。
有的地方甚至喊出的口号“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针对当时农业大放卫星，牛皮吹破天的现象，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虚报产量时说：“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说李井泉，现在的四川人都很清楚，他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查下面的干部都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边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从千斤，你报1000斤，我报1200斤，另一个地方报1500斤，然后长长长，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拚命地往上报，最后报到1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边看，谁都不能落在后面。”
1958年7月23日，中国粮食部宣布：中国当年的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超出美国小麦产量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然而人民日报在7月23日发表社论《今年夏粮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声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计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7500亿斤增加到1万零5百亿斤。而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不仅没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减产15%。
1958年，中共国家计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2个5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左右。到1962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5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3.8倍。而实际上，中国1963年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仅仅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3390.4亿斤)。狂想和现实实在相去甚远。
大放卫星令毛泽东狂热
10月，毛泽东在湖北省视察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带毛泽东看到，在亩产万斤的良田上，长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棵挨着一棵，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后李志绥得知，那是把十几亩地的水稻插在一亩地里，专门让毛泽东看的。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当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
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
按照毛的指示，徐水县随即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几次亲临指导。徐水县取消了商业，把房屋、家畜等个人财产全部“归公”，全部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样样全包。
一步登天达到共产
县委提出“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县委第一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正如当年一句时髦的口号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赞扬徐水县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一天，人民日报报导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当时有40多个国家的人来参观过，中国国内来参观学习的人更多。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响遍中国大地。然而，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当年年底就因资金匮乏而夭折了。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徐水县视察时还指示要研究粮食多了以后的用途。他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执政8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
他还提到，“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
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中国科学院马上组织长春、大连、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进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不过，还没等到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转化多余的粮食，中国的大饥荒就到来了。
愚昧和想入非非的闹剧
农业界大吹牛的同时，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同30多位各省的种田能手座谈。科学家们准备提出的粮食产量目标是小麦亩产1.5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但是种田能手宣称的亩产量要高得多。科学家们马上修改指标，提高到小麦亩产3万斤，水稻亩产3万斤。
中科院的科学家随后种了6亩小麦试验田。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万到60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但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闹剧。比如，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
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结果，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悖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叠叠，先是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
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像。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土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分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体，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
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
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种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棵，使谷子穗长五寸。所以一时风行乡间，狗迹几绝。
科技界大跃进跟风吹牛
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开会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一些研究所所长纷纷表态，要在5到10年之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随后，科技奇迹出现。5月下旬，中科院报告，青年科学家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项是首创。
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半个月之后，北大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后来的检查发现，这种所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根本是天方夜谭。
军工科技在“大跃进”期间也想“跃进”。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提出要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赶超美苏当时的先进水平。结果由于技术和工艺不过关，只好草草收场。不仅如此，就连当时中国正在仿制的苏联米格-19歼击机和直升机，3年之中也没有仿制出一架合格产品，原因是为了配合“大跃进”，盲目追求产量翻番，忽视技术和质量。
但是，各个军工厂领导为了报功，不是说“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把飞不起来的歼击机交给空军，并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飞机照样上了天”。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中央军委又是发贺电，又是举杯庆祝。贺龙元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960年11月视察这些工厂时才发现事实真相。罗瑞卿怒斥工厂领导人说：“闹了半天你们搞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
中共体制是造假的根源
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实际上中共体制的本身还是一种官僚体制，上下的这种关系相当相当严格，很多东西完全是从上到下灌下去的。上边提出一个方针，底下就要千方百计去实行，所以‘宁左勿右’是中共的一个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就直接导致了下面的干部是不敢向上面说困难的。你去讲困难，那么毫无疑问你就不称职。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层层加码，然后把事情搞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他们向上面汇报的情况，他就不可能汇报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中央不提出来要检讨，不提出来要反思，不提出来要复查，底下不会往上面报问题，底下报的东西都是好的。你上面想听到什么，我就给你报什么。”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普通工人、农民头脑发热、口出狂言还可以理解的话，知识份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赛吹牛就很难让人原谅了。然而，这又如何怪得了他们呢？1958年8月7日，中科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7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在毛泽东这种指示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吹牛，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记者罗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