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10日讯】3月底美司法部对一名美国国务院女官员充当中共间谍、涉嫌“威胁国家安全”进行指控。此案被外界评为，继斯诺登（Edward Snowden）之后的又一大案。
细读指控书，不仅会被大量的细节震撼，还能一窥中共特务机构的真实运作。一切都是从“朋友”开始，为了圆家人的“时尚梦”，她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收受“朋友”的帮助，自然心存感激；但这朋友并非善类，只是用诱饵引她入套；在诱惑与伦理中，她一度失去平衡，选择了用国家的“机密”换自己的利益；她也有过挣扎和害怕，但是一上贼船、怎脱身得了；直至最后意外被查、露出马脚。
人物介绍
克莱伯（Candace Claiborne），199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第一次的工作地点就是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出发去中国之前，她完成了外国服务机构（FSI）的普通话训练，于2000－2003年在经济大使顾问的管理专员办公室，以及大使馆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
此后，她调去上海的驻华领事馆工作（2003-2005年）。随后去了阿根廷和伊朗，然后她又回到北京工作（2009－2012年）。也就是说克莱伯熟悉中文，在中国前后工作了8年。
之后，克莱伯被调回华盛顿总部，再派往苏丹，直到2015年8月，返回华府工作。被调查前，她的工作职责是负责为办公室主管、部门主管以及六行动官员提供全面的行政支持，后者跟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类似。
一切都是从“朋友”开始
一切都是从2007年开始，那时候他们只是“朋友”。克莱伯与中共特务的交集是从她的家人——A某身上（美国公民，起诉书有抹掉相关信息，从常理上推断A某很可能是她儿子，以下仍称家人）。
据悉，从2007年开始，克莱伯一家认识了一个中国进出口商、在上海经营水疗和餐厅业务的B某（中共特务），成为朋友。当时她的家人A某给B某发邮件，希望后者帮他在中国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A某当时21岁、大学毕业；所以克莱伯（50岁）就拜托B某帮助；然后第二天，B某就帮A某在上海微笑星学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一份教职。
同年12月底，克莱伯也有告知B某，想让A某在中国学习时装设计。但是现在的困难是A某的大学学费没着落，“他需要有地方住、还需要机票钱，你有什么建议吗？”
整个2008年，克莱伯、A某以及B某都在谈论A某能在中国找到的工作机会，看上去跟普通好朋友差不多。
到了2010-2011年间，A某和中共特务B某之间有大量的邮件往来，都是关于申请艺术学校的内容。此期间克莱伯在北京工作，A某还在美国，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莱伯出差去上海，在万豪酒店（JW Marriott）与B某见面，具体聊了什么内容不详，但两人有特意留影纪念。8月，克莱伯告诉家人“钱现在有点紧。”并说在她回国时，会尽力把债务都补上。这似乎预示着接下来会有事发生。
第一个任务 探听美对中战略底线
但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关系，到了2011年有了实质性改变。当年5月9-10日，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总理王岐山参与，中共情报机构急切地想要打听出美国的底线。可能觉得克莱伯这条线“成熟”了，他们开始向克莱伯打听“人民币汇率以及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反应”。
到对话结束后（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给她发邮件说，想要知道“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内容以及时间表”，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美国政府会对中共政府如何施压，要求克莱伯报告“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内部态度”。
5月18日，克莱伯发邮件给B某，认为收到的信息是否有用，B某明确告诉她，“想要一些从网上找不到的东西”，并且要求她弄好了、不要通过邮件发送，以免被人通过网络查到，最后B某亲自飞到北京、取走这些资料。
在要克莱伯动手之前，中共特务B某已经提前付款，4月克莱伯的美国账户汇入一笔2,480美元的款项。根据起诉书，这笔汇款是从中国银行（香港）汇出，汇方是三洲船务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 Ltd），备注一栏写着：From Shanghai。根据网上查出的资料，该公司2003年注册，属于香港私人股份公司，运营9年后（2012年）注销，然后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达航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注册。
而在克莱伯收取这笔钱的前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出规定，美国各大使馆或领事馆雇员只要接受外国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礼物，就需要报告，有形和无形的礼物都包括在内。当然，老抱怨钱不够花的克莱伯没有报告这笔礼物，她在日记中写到：一年可收2万（从B某），还可以帮助A某在未来完成海外学业以及达成职业目标（当时A某还在美国）。看的出来，在伦理与金钱之间，克莱伯第一次偏向了后者。
开弓哪有回头箭 共收数万礼物
克莱伯作为美国国务院雇员，曾接受多次反情报培训，她也很清楚B某和随后出现的C某都是中共特务，她也知道以自己的国务院薪酬根本不可能负担家人追逐“时尚梦”。在钱的诱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趴下。
到2012年，克莱伯又经B某引荐给C某，C某自称是中共情报机构人员，以后一直到2016年，克莱伯持续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以及应对底线等通过邮件、见面等方式，发送给中共情报机构的B某和C某。（起诉书中为隐私问题，没有透露共犯A某、中共特务B以及C某的姓名，但有提及B某和C某是为上海安全局工作，从2011年开始为克莱伯和A某提供大量礼品）。
每次中方在获得情报前后，都会给克莱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汇款作为报酬；而对克莱伯和家人的各种经济需求，都是各方满足，比如提供多次国内或出国旅行或购买iPhone、电脑等支出，以及负担A某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术学院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甚至当A某在中国犯事，中共特务B某和C某出面介入，阻止警察进行调查，最后让A某“全身而退”，这足以见得B和C在中国的权限绝非普通人。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档案记录，克莱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收取了中共情报人员送予她及家人的总价值数万美元的礼品、现金、电子产品、旅游招待、一间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仅最后一项就近6万美元。
害怕？想要抽身却被家人“坑”
但是这些年来，克莱伯也对这层关系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败露，她得面临什么，那将是沉重的代价。在家人憧憬中国“时尚梦”的时候，克莱伯就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她有跟家人商量，但是家人不听，反而把她给“坑”了。
当时克莱伯对A某说，“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套在绳索里，但是已经有人对你这么做了。”但家人A某铁定认为中共特务B某是真心实意帮他，所以回复克莱伯：“你跟他（指B某）是你的事，我跟他是我的事，我知道他能助我成功。”然后A某背着克莱伯跟B某联系，跟B某配合给克莱伯施压，最后逼得克莱伯只能认了，甘心被拖进泥潭。
为避免越陷越深，克莱伯开始躲闪，但是她完全没料到她摆脱不了控制。她曾警告家人A某：“我不想他们（指B某和C某）参与你的每一步，还有知道细节……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但是A某都固执地当没听见，继续我行我素。
到2014年，克莱伯更是说自己要退休了，并告知家人A某：“我不想你继续寻求他们的帮助，然后把我拖下水”。结果A某居然回复：“事实上是B某已经找上你，跟我无关。B某找你是他自己的意思，为何你老说我拖你下水。反正你得全部处理干净，不要把我扯在其中。”估计克莱伯听到这话，肠子都悔青了。（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