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们在前苏联篡夺政权，是1922年，但奠定这个共产国家基础的，是1917年的俄国二月和十月革命。到今天，100年过去了。共产政权百年之际，出现了许多反思共产主义对人类荼毒的文章。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也发表一系列有关共产主义的评论。但《纽约时报》中文版今年2月张彦的文章〈共产党是如何引导中国走向成功的？〉，却真正的让人们跌破了眼镜，感叹纽时为何如此自相情愿的走入了共产主义的圈套，发出了《人民日报》才能发出、中共大外宣计划梦寐以求的声音？
张彦是加拿大人，后来归化成美国人，英文原名是Ian Denis Johnson，主要工作在中国和德国。他曾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2001年，张彦因报导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2004年，张彦出版了他的《野草—当代中国的变化的三个故事》（Wild Grass）。笔者十几年前写的〈开高速公路锁不锁车门？〉一文中，还提及张彦（炎恩‧约翰逊）的这本书。张彦在德国研究穆斯林世界，报导伊斯兰恐怖主义，于2009年再回中国。
令人遗憾的是，张彦的这篇文章中，许多观点和例证都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张彦的标题，直称中共引导了中国“走向成功”。人们不禁要问，张的“成功”定义是什么？如果GDP数字有假呢？除了经济，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民的道德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利、自由权利、没有污染的环境，难道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吗？还有，张是从什么角度去评价“成功”的？如果从中国人民的角度看，中共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民都不会认同；但如果从中共的角度看，中共也许是相当“成功”的，因为中共即便在共产政权的鼻祖前苏联垮台、东欧共产国家解体之后，居然还能支撑到如今……。
张彦所称道的，是中共的干部制度。他承认，在西方，政策是通过法律制定的，然后由公务员来执行。但在中国，“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干部。他们得到完成业绩的明确指标和目标，然后被告知去做事情。”“政策转变的方案是通过干部制度来管理的，而不是通过制定法律。”如果张彦认为这也是中共管治的“成功”之处，这简直是在侮辱中国人民的智慧，并认为中国人民不配享有一个完美的法治体系。人治在中国造成的灾难，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一个不需遵从法律、而任由贪官肆意横行的社会，不是后共产党时期中国人民的选择。
张彦所引述的，中共制定长期政治目标，比如工业或技术现代化，把资源集中到优先领域，在发展初始阶段“是一种长处”。这看起来是一种长处，但实际上是短处。即便在发展初级，中共的资本主义工商改造，也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谓的集中国家资源，就是“举国体制”，中国人知道的很清楚。举国体制在体育上的“成功”，除了让中共有可以自诩的资本，跟中国百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如今，连中共自己都发现打“举国体制”的体育牌没有太多的用处，中国人也不那么在意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了。
张彦推崇中共的一个关键因素——试验。“中国深度官僚的体制是如何出人意料地灵活。”“这种灵活性诞生于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西方人可能觉得这种全国性的“试验”是高效、迅速、而有效的，因为西方民众经常诟病民主制度在决策、实施方面的缓慢和低效。但中国人民却更清楚的知道缺乏民主机制、监督机制、和草率决策的恶果。
从土法炼钢到三峡大坝，到江泽民仓促决定镇压法轮功，中共的深度官僚体制不是高效，而是专制、独裁、盲目、浪费和随意。
张彦觉得疑惑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这种在东欧没有看到的适应性的”？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共的具体历史经验”。这个结论也非常荒谬。中国社会的“适应性”，不是中共独有的特点，中华民族向来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适应性、同化能力和学习能力。中国五千年历史中，融合了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包括对统治了中原几个朝代的外族势力的高度同化和融合。
张彦发现“中国模式不可重复”，“因为这些其他的国家没有一个具有中国特殊历史和特征的共产党”，“当人们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中国的经验是一个永恒的问号。”
的确，中国模式是不可重复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比中共更邪恶、更残暴、更嗜血的暴力集团，也没有比中国人更容忍、更能吃苦耐劳、忍气吞声的人群。中共是“集大成者”，它不是集了世界各国优秀民族的长处，集了自由世界民主和法治的特征，而是集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欧洲历史上的黑暗、俄国人的暴政等人类最卑劣、最低下的品质和性格与一身的邪恶团体。中共模式不是好的，中共模式在东南亚、在委内瑞拉、在非洲国家的借鉴和实施，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实际上，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希腊、冰岛、在欧洲各国，也把西方文明拉下了水。中国人民知道，西方模式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中共的共产主义模式，肯定是世界上最坏的！
三年前笔者在〈马克思的诅咒正在中国实现〉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全面危机，加上中共政权的政治危机，使得即使是铁杆的中共文人，也在反思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理论虽然是一百多年前针对资本主义的预测，但其愤怒和充满敌意的诅咒及臆测，描述的现象，正在当今中国展现。中国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正是马克思所预见的“生产过剩”。这些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特征，正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迷茫。中国不光有房地产的过剩，还有原料过剩、产能过剩、运输过剩和能源过剩。
张还担心，如果习近平患重病，中国政治制度会发生什么？“这个制度已变成围着他转的。或者，如果发生小的军事冲突，民族主义力量将会如何反应？”是的，这恰恰就是共产政权的弊端，而不是其“成功”之处。美国人不担心川普生病，或共和党下台，但中共和金正恩都担心生病或下台。现在，纽时的编辑部里，看来也有人在担这个心……。
（因篇幅有限略微删节）
──转自《第524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