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24日讯】赵丹是上个世纪中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人物创作，有人评价说“赵丹很可爱，死前依然很天真！”。他在文革期间曾惨遭迫害，被打成“叛徒”入狱五年，受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凌辱与摧残。
赵丹（1915年6月27日－1980年10月10日），原名赵凤翱，中国著名演员，祖籍山东肥城，出生于江苏南通。父亲在南通开设影戏院，因此受家庭熏陶的赵丹少年时就酷爱艺术。
1931年，16岁的赵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1932年，赵丹开始从事话剧和电影演出，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很快成为明星。1936年与叶露茜结婚。
抗日战争期间，赵丹加入救亡演剧队。1939年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误传死亡，叶露茜改嫁剧作家杜宣。抗战胜利后，赵出狱回上海，重返影坛，与黄宗英结婚。
然而，赵丹这位中国电影史上相当出色的演员，却因为是大牌明星、三十年代曾与江青有过交往、抗战期间在新疆被捕过等原因，在文革期间被关进了监狱。在这几年里，他每天被迫做的事情，就是反反复复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贬斥，不得不将生命消耗在一页页自我践踏的交代中。
李辉在《听绝唱——读赵丹的文革交代》一文中称，自己从赵丹的妻子黄宗英那里得到了赵丹在文革中被关押在狱中时所写的各种交代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翻阅和整理，了解到赵丹这一段“沉重而扭曲的生命”经历。
1967年12月初，赵丹在被捕的前几天就受到上海青年话剧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们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边打他的脸，一边说：你还想上台！他们就是要破他的相。
一天，一辆吉普车开来把赵丹抓走。赵丹被蒙上眼睛，夹在两个公安人员之间，坐在小汽车里，不准抬头。但过提篮桥时，他还是从蒙眼布的底缝中明白自己不是被关在提篮桥监狱。接着，车到一个地方停下，他听声音明白自己是进了一座监狱，往下走，往下走，当他被推进单间牢房扔到地上时，被解了眼罩，发现自己只有凭高高墙壁上的一线光，瞥见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估计是当年日租界里日本人摧残政治要犯的死牢。
赵丹在这个至今不清楚的地方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文革中，这座正规监狱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像。当时里面关了三百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份子。
历史此刻在赵丹身上出现了可悲的巧合。20年前的1948年，赵丹在电影《丽人行》中扮演一位名叫章玉良的共产党人。拍摄章玉良被捕入狱时的那座监狱，恰恰就是文革中赵丹被关押的这所监狱。剧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狱中镜头，也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
想不到20年后，赵丹又来到了这里，虚构的世界如今却成了他真实的生活。赵丹从车上被推下来，一抬头就看到熟悉的地方。“不许再说自己的名字，你是139号，139号就是你的名字。”一走进这里，赵丹就听到这样的命令。
当初胡风集团冤案发生后，赵丹曾发表过慷慨激昂的声讨文章《我的愤怒已到极点》。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他自己也面临惩罚。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赵丹一直是单人关押，后来出狱时曾一度语言迟钝。
在狱中，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写检讨，成了139号的赵丹主要的任务。他的交代涉及面很广，从三十年代从影的经历，一直到文革前十七年里的文艺活动；不仅要交代演出《武训传》《李时珍》等业已拍摄完成的影片，即便没有拍摄过仅仅有念头的事情也要交代，比如“为什么想要演刘贼少奇”。
赵丹因为1942年在新疆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里将近5年的这段经历，使得他在文革中遭受了无休止的折磨。从入狱开始，一直到1971年，仅在黄宗英交给我的这部分交代中，就有好几次长篇历史交代，特别是关于新疆生活的。赵丹不得不苦苦搜寻记忆，反反复复把同一件事、同一细节写出来。
赵丹很聪明，他知道即便交代历史，与江青有关的事情却是一个字也不能写出来的。
上世纪30年代，赵丹和当时艺名为蓝蘋的江青共同主演过《玩偶之家》，赵丹扮演海尔茂，蓝蘋扮演娜拉。
另据《沧海》一文中介绍，著名画家刘海粟回忆往事时曾感叹说：“赵丹也是吃了这方面的亏啊，因为他同蓝蘋同居过，所以被整来整去，最后给整死掉了。”
李辉在《读赵丹的文革交代》一文中写道，“读赵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猥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让实行专政者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赵丹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格被扭曲，尊严被玷污的环境中度日如年。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性格中也有火爆的一面。当无休止的折磨、逼迫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也会突然拍案而起，说出平时不敢说出的话来。
在一次检讨中他写道：“我的面前到处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绝望了，我还有什么出路、前途可言呢？这种种莫须有的事，根本就是你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多疑，神经过敏，其实质是你们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错误判断，都硬朝我的头上来安，硬要我来‘自发地承认’这条‘严重的罪行’，这能使人相信你们是‘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儿女们的前途着想’吗？你们这样做还能让人相信‘这是对革命负责与对我个人前途负责的一致性’吗？！”
黄宗英告诉李辉，赵丹在“四人帮”垮台后才敢告诉她，他在文革狱中屡遭殴打。
在提审时，打手从外边来，站四角打，把他打过来，打过去；在牢房里，打手也是从外边来，站两角打，或把他绑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过之后，次日或隔日就拉出斗去。某次打得鼻青脸肿，不能拉出斗去，以后就不往脸上打。
据当时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道具组的吉耿龙说，在上海康平路文化界的专案组，某次开会，王洪文说：“赵丹不适合公判枪毙，就让他在关押中慢慢死去。”会后，吉耿龙“郎”了一声：“赵丹啥罪过要伊死？”次日，吉被捕，吉的舅舅耿可贵在干校以“防扩散罪”被捕。
文革后，赵丹再也没能重返舞台。1980年赵丹因患胰腺癌在北京逝世。他留下临终遗言：“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赵丹死后做了尸体解剖，参加解剖的外院医生宋慕琳某日对黄宗英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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