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被称为“中共十大元帅”之一，曾担任中共国家体委主任、中共军委副主席、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在“文革”中，贺龙也难逃惨遭迫害的命运，被指控为准备推动“二月兵变”而被打倒。1969年6月9日，病重的贺龙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后惨死；死后，遗体被偷偷火化。
周恩来与贺龙自1927年南昌暴动中相识。中共南昌暴动由周恩来策划，贺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所管辖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是暴动部队的主力。之后，周恩来引荐贺龙入党，到贺龙去世，两人有着长达42年的交往。
然而不断披露的历史事实显示，周恩来不仅是“文革”中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亲自落实对贺龙的隔离审查，还签署了对贺龙的逮捕令。当年贺龙罪名的升级更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上接：周恩来在贺龙惨死案中鲜为人知的真面目（上））
周恩来负责贺龙专案组
1967年9月13日，贺龙被中共正式立案审查。据高文谦所述：“中央在9月13日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时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至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中共军委前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回忆录中披露：“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肖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肖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肖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
吴法宪在回忆录《岁月艰难》中说，“文革”开始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从1967年9月到1971年9月24日他被捕为止，中央共成立了14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其中，中央军委专案组下设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下有刘少奇、王光美、“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陶铸、陆定一、张闻天、彭真等人的七个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下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三个专案组；第三办公室办下有“五一六”、抓叛徒、叶向真等人的几个专案组。实际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也是他们。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是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抽调的一批军、师级官员。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召集他们开会，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主持召开一次四五百人的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人的思想，生活和身体情况。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境，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高文谦透露，“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高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口气极严厉的的批语。
高文谦表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本人又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与“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关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
贺龙惨死遗体被偷偷火化
根据顾永忠着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披露，贺龙夫妇在审查期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四十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住所，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提供给他们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贺龙的糖尿病也被限制治疗和拖延。
1968年3月下旬，贺龙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的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当年的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次宣称，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每况愈下。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治疗。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药。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有关贺龙的医疗问题，邱会作回忆说：“贺龙是‘三副’以上人物，受审期间大事小事由周恩来管，按专案组规定，看病由公安医院或北京军区医院负责，贺龙几次去那儿看病，由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陪同。事后我才知道，贺龙的最后抢救是送往其它医院的途中，临时改送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到了已经快不行了。贺龙的死讯是周恩来用电话亲自对我说的。当时消息封得很严，只有在京的几名政治局委员知道。”
周恩来向贺龙骨灰七鞠躬
1971年，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身亡，其后被毛泽东以“反革命集团”罪进行批判。毛泽东要清洗林彪势力，急于重新使用在文革中被打倒或者打入冷宫的大批老官员。“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为当年自己怒斥过的“二月逆流”平反，贺龙也因此获得名义上的平反。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贺龙去世6年后的1975年6月9日，中共为贺龙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中共官媒报导称，周恩来拖着癌症晚期的病体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当时，仪式司仪宣布向贺龙骨灰三鞠躬致哀时，周恩来却连续鞠了七个躬。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曾撰文表示，周恩来此举是对家属、对舆论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脱责任的演戏手法。周恩来明明知道原始档案可以证明贺龙不是叛徒，但是却亲自把贺龙从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并且以贺龙专案组名义定性为叛徒，置之于死地，这是周一生中又一不可饶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认罪，是祈求贺龙饶恕他的丑恶卑鄙的灵魂。
文章说：“周恩来这一招能骗过不少世人，但骗不了贺龙，也骗不了纪登奎，纪登奎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和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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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