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在中华文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更被誉为“衣冠上国”。但是从1949年后，千年衣冠王国的风姿不再，中国服饰装扮单调到极点，千人一面、万人一式，中国的审美意识至少退化半个世纪。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统统被批判。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曾经这样描述文革中的中国：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绚烂多彩的宝库。中国民族服饰以色彩鲜明、技艺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但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中国的服饰也成了中共运动的牺牲品，变成了没了色彩、没了美感、没了性别差异的服装。
《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
中国从上下服装只剩下“老三样、老三色”
“文革”时期,中国民众的服装式样单一，颜色单调、呈现出高度同一的特征，在中国的服装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服装只剩下“老三样”、“老三色”。“老三样”是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老三色”是蓝、绿、灰色。无论是文革期间还是文革结束以后的70年代末，这两个时段的服饰并无太大的变化，所谓“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
一、是性别不分、男女都穿、款式统一;
二、是年龄不分、老中青三代都是一个款式;
三、是阶层、地位和职业不分,上至首长、下至普通百姓都穿;
四、是季节不分,春秋当单衣,冬天套在棉衣外面当罩衣;
五、是场合不分,不仅是日常便服,也是工作服,甚至是结婚礼服。
这是军便服一统天下的时代,“十亿人民十亿兵”既是对“反帝反修”形势的见证,也是对服装状况的真实描述。
1966年“文革”开始，西服和旗袍被定为“四旧”，一些有西服的人怕被抄家，就把西服之类的服装拆掉。西装彻底离开了中国人。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很多受人们欢迎的服装面料和服装款式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种被批判为反动图案。
本来是一些正常的穿着，只是稍稍鲜艳一点，就被指责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吓得普通老百姓连带点花的衣服都染成蓝的，把旗袍西装扔的扔，改的改。
浸透汗水、打着补丁的哢叽布工装，斜纹布军装，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共同引领着朴素的潮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褒奖，更是无奈。
1966年9月29日，外事部门规定，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穿旗袍、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不准穿西服，中山装就成了唯一的“正统”服装。
只有在夹道迎接外宾时，女学生、女职工为完成政治任务，把花裙子套在裤子外面。等外宾快到时，把裤腿卷起来；外宾车队过后，再匆忙将裤腿放下，把花裙子脱下，叠起来放入包中。
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破四旧”红卫兵检查人们的发式和服装
1966年8月20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的主要街道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不例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
布拉吉被认为是修正，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稍微花哨的衣服便被打成“奇装异服”，统统被批判。
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很多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设立了红卫兵的“破旧立新”站,检查人们的发式和服装。
于是，青年学生拿着尖刀尺子，个别的还手持皮带，不时在空中挥舞。一剪刀下去还算客气，如有争辩从阴阳头剥衣服到拳脚侍候。对辫子还手下留情，当然是女人的辫子，但如果头发上了油，光亮一些，身上喷的花露水还有余香，就是资产阶级的了。路上一些人裤管或头发被剪去，更多的拎着皮鞋赤着脚在匆匆赶路。被侮辱的人们不敢有半点抱怨。
在“越朴素越革命”的思想影响下,为了避免“不朴素,不革命”,人们都不敢穿新衣服,更不敢穿颜色鲜艳的新衣服,连蓝色、灰色、绿色的新衣服也要反复搓洗晾晒使之褪色,一定把新衣服变成旧衣服才敢穿出去。
补丁甚至成了这个时期革命的标志和宣言,破旧程度就是政治革命程度的表现。那个时代，有钱就是有罪，无钱就是英雄，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反动。
买布要票尿素袋子做裤子
中共在物资比较贫乏的年代发明的买紧俏商品用票。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凭票定量供应，有钱也不能多买。而且每家每人都有限制。
用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有粮、布、油、煤票等；用来购买日用品的有肥皂、卫生纸、火柴票等；用来购买副食品的有鱼、肉、蛋、豆制品票等；用来购买大件的有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票等。还有一些物资，货源时多时少，有季节性，无法固定时间与数量，便采用一种从1到100连号小票，随时公布，如一些水果等。无论何种票证，都有一条硬性规定，即过期作废，没有商量余地。
“无粮票没饭吃、无布票没衣穿”，票证在那个年月，是非同小可的，当然不能让它作废。但由于票证品种繁多，使用时间不一，差错实在难免，特别是一些不识字的老人。一位农村老太，拿布票剪布，营业员说：“布票已经过期。”老太当即失声痛哭。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说：当时买布要布票，因为我们家在文革中没有了户口，成了黑户，没有布票。我母亲就到废品回收站去买装货物的旧麻袋，染黑给我们做衣服。那种旧麻袋很粗，穿在身上很不舒服，但那已经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了。
还有文章描述，早期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外包装袋是尼龙布的，类似于后来的“的确良”布，而且两条尿素袋子，正好可以改制一条“免裆裤”。于是，很多生产队长等人就把空尿素袋子拿回家，拆洗干净，买来2分钱一包的蓝染料，把空袋子布染色，做成裤子，既耐穿又漂亮，还省钱省布票。
就是这样的事情，只有生产队的队长、保管、会计、记工员、贫协代表等少数人才摊得上，一般人是没指望的。不过，这种“料子”布很容易掉色，洗一两水后，原形毕露，尼龙口袋原来的字样清晰可见——屁股上是“日本”，膝盖上是“尿素”“株式会社”。凡是看见穿这种裤子的人，不用问，不是队长本人，也是队长身边的重要幕僚，总之，是很有面子的人。
本来是人人都喜欢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追求美为天性的文艺，也完全沦为政服务的工具，让你谈美色变。
有文章指出，五十年代初，中国人就进入了退化阶段，退化到延安式的所谓“革命美”，男人是锅盖头，人民服，女人是齐耳短发，列宁装，不论男女，都戴一顶解放帽以示革命，人人都以土的掉渣，泥腿子和一身臭汗为美，以“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为丑。而且，凡经历一次大规模意识形态革命（如延安整风、土地革命、文化革命），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就退化至少半个世纪。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形容文革：“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