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会不时浮现在脑中，特别是对自己所经历过的大事，由迷茫、迷惑到去思考、去探究，竟发现与己有关的反右和文革两次大事件发生之前，都上演了一个前奏，只是这个前奏被中共刻意掩盖而不为人所知，并且都以当年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所）为背景。
第一个前奏：反右前夕，毛泽东亲自发动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接着开始了反右政治风暴。反右运动中，主要整肃的是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个体，却罕见地由中共监察委员会定案了一个特殊的反党集团——“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以下简称“狄、林反党集团”）。这在全国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个前奏：文革前夕，经济所以四清为名，大张旗鼓地批判老干部张闻天和孙冶方为“反党联盟”，继而同上一个前奏一样，迅即拉开文革杀人黑幕，顺理成章地制造出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孙冶方，在全国大批特批。孙冶方被关监狱七年之久，张闻天被迫害致死。
经济所是中国经济学界权威学术机构，主要为中共经济政策寻找理论根据。中共建政后，经济所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是由代理所长狄超白担任党支部书记，林里夫为经济所党支部委员，同时任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等。狄超白被打倒后，孙冶方接任了经济所所长。他们都是人品正直、学识渊博的经济人才。但几年内经济所两届领导人皆相继被打倒，惨遭迫害。
“向科学进军”的斗争是经济所，也是经济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内部斗争，被认为是对经济学界一场灾难性的打击，成为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开端。
本文旨在追根溯源“狄、林反党集团”的由来，揭开毛泽东和中共勾结日伪、破坏抗日的汉奸秘辛。
一、毛泽东的黑名单
在中共历史上，1956年似乎是比较风平浪静的一年。但是，1956年1月，中共召开了“全面解决知识份子问题”会议。在此之前，1955年，毛泽东专门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确定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10人筹备会小组成员：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要求文教、卫生、科学、工程技术等部门，把本系统内人员分成“好、中、差”三等，搜集其情况上报中共10人小组，为反右做准备。
10人小组中的周扬，文革中被关押审查，出狱后，于一九七五年良心发现，披露了一个秘密：“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带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周扬说：“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毛泽东要整的人是谁？笔者猜测，毛泽东名单上的第一人应该是林里夫。因为毛于1956年发起的一场假以“向科学进军”名义，实则整人的斗争，其焦点和被斗争的第一人，是以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林里夫为目标，在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中，中国科学院批斗的第一人仍是林里夫，并被批到全国。毛泽东为什么要整林里夫？且听笔者逐一道来。
二、“向科学进军”的幌子
林里夫在经济所的头衔，不过是个党支部委员，研究员等，没什么了不起的，可他却曾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
他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他自幼就读私塾，熟读经书，后求学北大、留学日本，精通英、法、德、俄四种文字，有“奇人”和“活字典”之称。他为人耿直，才华横溢，在学术上有独到的见解和造诣，曾创办东北计划统计学院（现今的东北财经大学），并与狄超白共同创办了全国权威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
林里夫是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精英，却不幸参加了中共。在日军侵华时，他以民族存亡为己任，领导了全国的抗日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武卫会”）对日斗争。因与汉奸毛共背道而驰，成为毛心头之患，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设下“向科学进军”的陷阱。
众所周知，中共建政后到文革结束前的几十年间，历次政治运动把中国经济搞得几近崩溃，而世界经济和科学水准却在正常社会状态下得到了高速发展。倘如中共真要向科学进军，则需大批知识人才投入科研专案和国家建设中，但毛却于“向科学进军”的第二年，把至少55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去劳改。特别在全国大造声势向科学进军时，一只黑手正通过中宣部阎王殿，操纵经济所的一群年轻人开始了对林里夫的斗争。
三、请君入瓮
1956年１月，周恩来在中共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鼓动党内外知识份子在全国“迅速开展向科学进军”。
中科院党委立刻作出“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准”的具体决定。林里夫对上头决定信以为真，提出年轻人要做好助手，与老科学家共同推进中国科学发展，但遭到经济所年轻人的反对。当时已是党员的实习研究员吴敬琏，鼓动经济所的年青人以要求减少工作任务，拿出时间系统学习，以备考候补博士学位（当时的苏共学位制度）为由，群起反对林里夫。狄超白提出青年“以国家利益为重”，把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也遭到反对。
这场工作中的正常争论，按照毛泽东的阴谋，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中宣部指派当时的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亲自指挥，中宣部郑必坚和《中国青年》记者到经济所蹲点，写出批判林里夫的文章。吴敬琏受命挑起的这场围绕着“是以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准”，还是以考副博士学位为中心“向科学进军”的争论，很快演变成向狄超白、林里夫负责的经济所党支部的斗争，并在吴敬琏的作用下，迅速从经济所刮向全国，全国各条战线的青年人纷纷效仿，要求为争取“副博士学位”而斗争。
经济所团支部委员裴俊生出于对事实的尊重，给《中国青年》写文章澄清事实，在《中国青年》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于1956年10月和11月，按正常程式向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反映情况。就在科学院党委罔顾事实，欲下达对林里夫处分的决定草案时，胡耀邦约见了经济所团支部的裴俊生、江明、宋博凯、李维惠四人。
当胡耀邦了解到真实情况后，说：“听一面之词是不对的，《中国青年》批评错了，林里夫、狄超白受了委屈，请你代我向狄超白、林里夫道歉。”胡耀邦的表态与毛泽东的虚伪狡诈形成鲜明对比，胡耀邦日后也遭到中共的批判。
裴俊生等人与胡耀邦的这次谈话，后来写成一份书面材料，整理上报科学院党委，暂时阻止了中科院党委对林里夫处分决定草案的下达。
1957年2月，林里夫因科学院党委批评了狄超白和林里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中国科学院领导转交毛泽东。1957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对“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做了虚假的批评否定。
此时，始终阻挠林里夫发表反驳郑必坚文章的中宣部也一反常态，批准和支持林里夫在1957年4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文。文中批评了“向副博士学位进军的道路”。
但是，“向科学进军”的这场争论和斗争尚未有后续的回应和尾声，即不了了之，接踵而来的是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执笔发动“反右派”斗争，从此掀起了全面迫害中国知识精英的反右运动。
四、他仍是被批斗的第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一位所长，反右时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他告诉笔者，“向科学进军”时，中国科学院批斗的第一人就是林里夫，反右时，中科院批斗的第一人还是林里夫。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后，中国科学院迅速由“向科学进军”转向反右，继续批判林里夫。经过一个个斗争回合，中国科学院党委终于在整风反右后期把林里夫打倒，拟定林里夫为右派分子和“林里夫反党集团”。但是，作为经济所整风反右核心小组组长的狄超白不同意这个定性。（当时狄超白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上，经济所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中国科学院党委派去的董谦、贺立手上）。
为此，中国科学院党委说狄超白右倾，撤掉了他的整风反右核心小组组长职务；其后，又诬陷他长期与党的方针政策“闹对立”，把“林里夫反党集团”改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并进一步把经济所党支部成员、同意他们意见的党员、团员，以及反对“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的一般群众打成“狄、林反党集团”成员。狄超白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场斗争本是针对林里夫来的，狄超白却因支持林里夫而受到了牵连。
1958年3月，林里夫被扣上“右派”帽子；1958年5月，林里夫被诬为“狄、林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剥夺了包括写文章和领工资在内的一切权利，每月仅发给林里夫25元生活费，家属子女每人每月12元，并拟发配林里夫去黑龙江劳改。
林里夫195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也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于1957年4月2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文则被说成是“动员全国青年对共青团中央、高教部、中国科学院进行斗争”。
裴俊生等四人向胡耀邦反映情况也被扣上了“非组织”活动，“反党宗派”活动，成为“狄、林反党集团”的重要“罪证”。裴俊生也成为“狄、林反党集团”重要分子，被发配内蒙二十六年。
江明、宋博凯、李维惠等“狄、林反党集团”成员，均受到不同的处分，甚至给林里夫打过字的打字员熊彬彬等也被诛连。他（她）们为此付出了青春、事业和家庭，甚至生命。高岗的外甥江明，当年二十多岁，未婚妻与他分手，几十年未婚。当时的经济所党支部组织委员、人事科长徐云被诛连后调回老家，不久即去世；狄超白未等到平反即与世长辞。这场斗争还株连到经济所外之人，如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王放勋、历史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邓福秋等。他（她）们都被调往边远地区工作，二十余年后才回到北京，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向科学进军”和反右运动，使经济所党支部全军覆没。按理说支部是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党却把一个党支部打倒了，这本身就是个奇闻；而林里夫按照党的意图办事，也被党打倒了，这更是绝妙的讽刺。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但接替狄超白任所长的孙冶方，把“有才”、“活字典”的林里夫保下了，留在所内监督改造，使林免于“劳改”之灾，但其自己不幸成为下一个被整肃的对像。当然，孙冶方被整原因不止于此，但文革中，“包庇右派分子林里夫”是孙冶方被批斗的罪状之一。而文革前，卖力整倒林里夫的于光远等人又开始了对张闻天和孙冶方的批斗。此后于光远等人都被提拔重用，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甚至“泰斗”，仕途一路顺风，青云直上。
五、毛泽东要翻的延安老账
毛泽东要翻的延安老帐，与林里夫有关，其中隐藏一个巨大秘密。1934年至1936年，林里夫在上海担任“武卫会”总会负责人，领导全国几十个分会和中共周边组织抗日。但“武卫会”很快被中共内奸从内部分裂、破坏。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武卫会”的北京分会和周边组织在总会被破坏后，自发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林里夫与组织失去关系后，于1937年去延安反映情况，要求中共沿着他所提供的线索追查破坏抗日的内奸（实为汉奸）。
林里夫到延安后，担任了中共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秘书（曾为张国焘做秘书）、兼陕甘宁特区民主政府选举委员会秘书、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秘书，还任陕北公学第一届政治经济学教员，是延安名人。
这期间，毛泽东让周扬给他写两篇文章。周扬说，这样的文章他不会写，推荐林里夫写。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林里夫为毛泽东写了两篇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收录在《毛泽东选集》里。周扬为什么不会写？内中大有文章，在此不提。
周扬比林里夫先到延安，据说林里夫曾领导过周扬，两人相见后，互谈各自的经历。当时做地下工作都使用化名，互不相知，现在知道彼此正是曾互相斗争的“两大敌对组织”。康生到延安后，知道了此况，反诬林里夫为内奸，于1939年将林里夫关入延安保安处。
在狱中，康生亲自指挥对林里夫使用上大褂，电刑、肛门用刑、暴打等酷刑折磨。他被吊起双臂毒打，胳膊肿胀得比大腿还粗，侩子手对他胳膊一顿暴打，鲜血喷溅一地。康生还不放手，让人打他的脑袋，说往死里打，打死了没关系。林里夫脑力过人，有超强的记忆力，这许是康生让人打他脑袋的原因吧。尽管林里夫的脑袋受过刑，其脑力还是超过一般人，但酷刑折磨却打坏了他的中枢神经主管肠胃的功能，造成他终生排便困难。在严刑拷打，酷刑折磨面前，林里夫始终，从不承认自己是内奸。
延安整风后，保安处关押了据说有上千名干部，林里夫带难友们勇敢斗争，受到难友们的敬佩，大家称他为“奇人”。延安整风结束后，被关押的难友们都出狱了，大家高兴地欢呼“感谢毛主席”。林里夫却说：还感谢呢，这里跟毛主席就隔着一个窑洞，这里发生的事情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林里夫并不认识康生，康生为什么对他下如此毒手？林里夫在被迫害中忽然明白了原委：康生就是破坏“武卫会”的最大的内奸（汉奸）。出狱后，他即给毛泽东写信揭露康生，继续要求中央沿着他所提供的线索追查破坏抗日的内奸（汉奸）。此时正值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故意把林里夫揭露康生的材料摊开放在桌上，被人看到告诉了康生，康生看后气得暴跳如雷，跳起来大叫：气死我了！从此，林里夫被康生不断追杀。
1958年，当中宣部有关负责人宣布林里夫被定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时，说了如下的话：“林里夫一贯好在党内打官司，向党作斗争，这一次就要使他这一辈子再没有可能再在党内打官司，向党作斗争了”。林里夫一切都明白了：这是康生的话，康生这伙人因为他要追查隐藏在党内的内奸而整他。
但林里夫始终不知道，他要追查的最大的内奸、汉奸正是毛泽东本人。如果按他提供的线索追查下去，岂不追到毛泽东头上来了？不把林里夫打下去，毛泽东能安生吗？于是在毛泽东授意下，构陷出了这个“狄、林反党集团”。
六、汉奸毛泽东
毛泽东是最大的汉奸，这从现有很多档案资料中都得到了证实。抗战时，曾庆红父曾山和潘汉年、饶漱石、扬帆等奉毛泽东命勾结日军和汪精卫，都有据可查。现摘一部分网文如下（略有改动）：
文革中，内务部造反派批斗曾山勾结日军的历史问题时，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造反派不相信曾山的辩解。有人提议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当事人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拿着谢富治等人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人，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的正式批文，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参看：抗战时曾庆红父曾山奉命勾结日军）
抗战期间，潘汉年也奉毛泽东之命主动勾结日寇，从事卖国行为。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查出毛泽东的特别代表潘汉年当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原件，找到了中共与日军勾结的铁证，攥写、出版了《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
书中记载了潘汉年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会见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的对话：“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
潘汉年还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王明写《中共五十年》一书对此事也有披露。王明在书中说，毛泽东曾派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和新四军的侦察科长胡均鹤与日军和汪精卫政权秘密进行谈判联合问题，中共抗日战争时期，表面上主张抗日，暗地里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反对蒋介石政府，甚至不择手段的与日本和汪精卫伪政权合作，进行着背叛中国民众的活动。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以及胡均鹤抓起来，胡还被处决了。因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胡均鹤当时背弃了共产党，但在上述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又说服他重新为中共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
此外，远藤誉教授还在台北图书馆找到了毛泽东当年“70%发展、20%妥协、10%抗战”秘密讲话的原始证据。
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毛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管道，派扬帆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
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毛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毛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毛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便起程赴南京。
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扬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毛泽东和中共的汉奸嘴脸已在大量证据面前暴露无遗。毛泽东靠杀人灭口来瞒天过海，只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历史的真相无处不在，相信人们自会分辨是非曲直，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丑恶嘴脸有个清醒明白的认识。
林里夫生前希望永久保留他的档案，因为他的档案中记载着中共的罪恶。但要真正完整展现、揭开毛泽东和中共破坏抗日的历史，还有待人们进一步发掘史料。本文仅是人们了解毛共真面目，揭开毛共假面具的一块敲门砖，当迷雾的大门打开时，人们会看到令人震惊的真相。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